一路笑着走来（1）

文

钟宜淳编辑

曾林

—为了重温往日的欢乐—

如今写书似乎是一种时尚，特别是名人名角所热衷的时尚。虽然我在演艺圈内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算得是花鼓戏艺园中的一块老姜，但我却从来没在这方面有过什么奢望，我觉得自己在茫茫人海中，只是一个长途跋涉的苦行僧，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学花鼓戏、唱花鼓戏、演花鼓戏、导花鼓戏、写花鼓戏、成了花鼓戏艺术的忠实信徒和吹鼓手，为了浇灌培育广大人民所喜爱的湖南花鼓戏这朵艺苑奇葩，倾注了我满腔的心血。观众给予了我厚爱，党和人民给予我崇高的荣誉。

每个人的艺术道路都是弯弯曲曲的，也是多姿多彩的，同样，我的艺术道路也撒满着酸甜苦辣，往事并非如烟,不可能随风飘散，它总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结萦绕在我的记忆里。我是一个最善于将痛苦掷之脑后而将欢乐留在身边的乐观派，大家都说我是一个走到哪里便将欢乐带到哪里的人。在我记忆的仓库里，留下的是一罐罐的蜜糖;是一缕缕春风;是一弯弯清泉;带给我的是甜丝丝的回味。我喜欢将甘甜送给我的亲朋戚友们，和他们共同分享，也爱在茶余酒后来几段即兴表演，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我喜欢看笑脸，笑脸像花朵，在我的心里开放；我喜欢听笑声、笑声像蜜糖，在我的心里溶化；她的柔情常常从我的心海荡起。

好多人都劝我写书，写我的艺术人生，他们认为这将是一本有意义的书，一定会受到读者的喜爱，因为花鼓戏与湖南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情愫，我和我的同龄人为花鼓戏的承前启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对花鼓戏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话不无道理，但是,我始终没有勇气提笔，我不敢妄自尊大，我知道自己的份量有多重！任何时候我都懂得应该将自己摆在什么恰当的位置，我认为写书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是一个遥远的梦。

其实,我酷爱文学,很小我就学会了记日记，写书信，爱好抄抄写写，喜欢收集民歌民谣，这全赖母亲对我的引导和培养，因为，当远在我的童年时，哥哥姐姐求学在外地，伴在年轻守寡的母亲身边的只有我这个满女，为了给远离家乡的哥哥姐姐寄去家人的关怀，母亲教我怎样写信，教给我怎样称谓、落款、和措辞，我成了母亲的小秘书和通讯员，通过实践，我对记日记和写书信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年10月,邵阳解放了，我参加了邵阳地区资江文工团，我把参加革命工作看成是我生命的新起点。从进团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写日记，整整17年，从未间断过一天，哪怕是生孩子、得了病、或临时出差，我也会将日记补写好。日记里记载了我的心声，记载了我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记载了我人生道路的点点滴滴，记载了我们剧院在演出中的大大小小的故事，哪怕是演出地点、多少场次、多少观众、哪一天首长来看戏，作了些什么指示？甚至院里的生、老、病、死，基本上都不会从我的笔端漏走。日记是我喜、怒、哀、乐,情感渲泄的海洋，在我简朴的居室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外，可以说，唯一让我感到珍贵的就是我的那半柜子日记，当时,艺术室的陈彦林和陈世奇，经常来从我的日记里查询院里的重大事件，因为那里面记载的是最准确，最真实的历史资料，陈彦林曾开着玩笑对我说：“你的日记是一本花鼓戏剧院的百科全书哩！将来应该被博物馆收藏……”

可是，年，文化大革命的一声巨雷将我手中的笔震落了，突然，那支笔变得那么沉重，我再也没有勇气拿起它，那一摞又一摞的日记本，撩得我意乱心烦，忐忑不安，在那个乌云翻滚的年代，常会因为一句话，一个字，稍有不慎就被上纲上线，甚至可以被打成反革命，并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在知识份子的笔下，谁又能担保没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呢？谁又会没有一丁点儿闪失呢？我先生替我担心，他说：“你每天写呀！记呀！这下可糟了，如今这一堆日记成了一坨毒，一堆祸害……”。其实，我翻阅自己的日记，那里面的字字句句，都充满着对共产党的爱，对社会主义的情，并没有什么不当之词，唯一引起我心惊肉跳的是母亲的一首诗，那是《补锅》风靡全国，上北京演出的年，母亲为我们演出的成功而高兴不已，她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这首诗：

母女分手又数年，今日重逢喜心间。补锅打锣名声远，享誉京城谱新篇。汗水浇出幸福果，心血浇灌花鼓园。哥嫂亲朋齐称赞，慈母心里亦欣然。

这本是一首由衷的花鼓戏赞歌，反映了母亲对我取得成就而高兴的心情，可是，我横看竖看觉得问题严重，经不起推敲，特别是“慈母”这两个字眼太可怕了，地主婆怎么能是慈母呢？地主是蛇蝎心肠的剥削阶级，是势不两立的阶级敌人，哪里会对无产阶级的事业高兴呢？这明明是在为地主阶级涂脂抹粉嘛！还有其中的“母女”呀！“喜心间”呀！都是可怕的字眼，他们会说我阶级不分，立场不稳，越想越觉得胆战心惊，怎么得了？埋怨母亲真不该将这首诗写在我的日记本里，如今可糟了？擦又擦不掉，撕又不敢撕，我要我先生将这几个可怕的字眼改一改，将后两句改成：

亲朋戚友齐称赞，哥嫂心里亦欣然

他说：“那怎么行呢？改动的字是会露出痕迹的，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破绽，搞得不好，还会罪加一等……”此时，我才真感到我的日记是一堆肿瘤，它使我诚惶诚恐，坐立不安。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怎么办？冥思苦想,最终我横下一条心，决心将它们付之一炬。好在当时我尚不是坐“牛棚”的专政对象，一天，趁我这个“黑线红人”帮厨的机会，我将半柜子日记陆陆续续地搬进了食堂，让它当成了煮饭炒菜的燃料。我看到那一本又一本的日记扔进了灶膛，飘起了红红火焰，然后烧成了黑块，最后又由黑块化成了白色的灰烬，我的心隐隐作痛，泪水不由自主地流出了眼眶。可是，在当时，连流泪都是带有阶级色彩的，厨房里有一双尖利的眼睛在监视着我，我最怕她，要是让她看见了，她肯定会恶言历色地追问我：“你流的是什么泪？伤的是什么心？你留恋的是什么情？臭知识份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记的变天账，写的黑日记……”因为她对我已经有过前车之鉴,一次，我四岁的小女儿因为扔掉了馒头上一块发硬的黄碱，这一举动竟激起她万丈怒火：“扔掉干什么？你这样一点点大就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黄碱又不是毒，为什么吃不得？为什么要丢掉？……”她的斥责立即在我的耳边响起，我连忙转过身弯着腰去洗菜，让伤心的泪水伴随着自来水一滴一滴地落进水池……那些日记是我用心血写成的啊！它烧毁的是我的灵肉，是我的记忆，是我十七来的喜怒哀乐，我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大火中灰飞烟灭了，永远也不再复现了。

我的父母亲

虽然，日记这坨毒切除了，但还有一坨毒凸现在我的眼前，那就是我和丈夫的通信，我们结婚已五十多年，年的4月28日在美国的洛杉矶，度过了我们的金婚日，女婿女儿特意在一家日本餐馆为我们摆下了别开生面的庆贺酒宴，虽然我们相知相伴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但真正相聚的日子，恐怕还不到总日子的一半。退休前，我大多在外地巡回演出，常常是分离多，相聚少。刚刚结婚不久，我就到朝鲜去慰问演出，回国后，接着又赴全国各地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等我回到家,他竟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远远地去了杭州，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他度过了四年漫长的晨昏，随着分离岁月的延续，我们的通信往来也就越积越多。那个年代，没有电话和电脑，只能依靠书信来传递我们甜甜的恋情，浓浓的爱情，和苦苦的思情，字里行间渗透了两颗爱心碰撞的火花，这些书信，同样是我生命之旅中的珍品，可是，谁知此时此刻它竟变成了一堆“祸患”！如果落到了“革命派”的手里将会怎样？能经得起推敲吗？那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又是什么呢？难道还会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操吗？万一花里挑刺的挑出个什么不顺眼的字眼来，肯定会下不得地。我心里暗暗发愁，心想，哪怕是珍珠玛瑙也要下决心丢舍，自己挨批挨斗事小，可千万不能影响了我那无辜的孩子们，但是，怎样才能将它们销毁呢？烧掉不行，扔掉不妥，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好办法，趁每天洗脸时，将一叠书信浸泡在脸盆里，将它泡成纸浆后，再挤干水，然后捏成一个纸团，趁上公共厕所的机会将它扔进茅坑里。当时的宿舍，一栋楼用的是公共厕所，每天，就这样零敲碎打，经过无数次地重复，最后，总算才将所有的信件全部销毁一光。只是，每做一次这样的事，总是心虚胆怯，偷偷摸摸，像做亏心事一样的忐忑不安，为此，真不知道死掉了我多少脑细胞！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雷震响了大地，禁锢了的人们又重新沐浴着春天的阳光。我这才又重新拿起写日记的笔，但这支笔已整整地荒芜了十年！一支干枯的笔伴随着一颗干枯的心终于又复活了，真是枯木逢春啊！我是痴心难改，情恋纸笔，我依然不停地记呀！写呀！只感到乐在其中，我先生称我是通信院的院士，常故意与我逗趣：“喂！通信院的钟院士，你的日记什么时候发表呀？你的书信什么时候出版呀？”其实写写记记只是我的个人爱好，我从没有想过要发表，而且机遇找上门来，我还将它拒之门外，但为什么今天我居然又写起《花鼓戏人生》来了呢？说来话长，这事可要追溯到20几年前......

那是年的10月，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有幸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剧协理事和主席团的成员。一次,在京西宾馆的小组讨论会上，陈默同志找上门来了，他是全国剧协的《戏剧艺术论丛》的编辑，他特来向我和湘剧的彭丽侬来约稿，要为我们每人出一本书，说是剧协正在组织筹备出一套全国知名演员的丛书，已将我们的名字列入计划之内，希望我们能写一写从事艺术的心得和体会，写一写自己的成长，以及如何走过这三十年的戏曲艺术道路的。

当时我很激动，心里燃起了跃跃欲试的火焰，一时竟不知如何对答，我吞吞吐吐地说：“我怕写不好咧！我从来也没写过书呀!”。他说：“没关系，就写你是如何创作角色的，如何演《补锅》中的刘大娘的嘛......”。但静下来一想，我心里燃烧起来的那团火很快就熄灭了，我想：平凡人写平凡的故事，就像一颗小小的石子投入大海，不但不会激起波澜壮阔的回响，恐怕就连一丝丝涟漪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没有经历过旧社会艺人的苦难，更不是拿头爪，挂头牌的名角，我怎么能和常香玉，红线女她们来比呢？常香玉是捐献飞机的著名爱国艺人，红线女是红遍东南亚的拗腿，她们的业绩多么辉煌！可我呢？既没有精彩的故事，又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我只是一名解放牌的文艺新兵，是大海的一滴水，是海滩上的一粒沙。出书谈何容易？作品是写给人看的，如果不能拥有读者，那么，写出来的书只是废纸一堆，何必水底捞月枉费心机？我给自己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并将此事束之高阁，再也没去想过。

22年过去了，时光飞逝到年的秋天，有一天，我家来了两位北京客人：一位是中国文艺报的高级编辑包立民先生，一位是北京工人出版社第二编辑室的主任刘岚女士，他们是为了找我的先生而登门造访的，我和他们素不相识，而且，事先我并不知道他们的来访，他们进门已11点钟了。我一贯好客，而且最爱留客吃饭，常常是客人进门，我一边陪着聊天，一面就在心里想菜谱，只要是家中有的，我会翻箱倒柜地倾囊相待。我连忙扎脚勒手一头钻进了厨房，短短地一个小时，室内就饭菜飘香了。没想到这顿家常便饭竟得到了他们的赞赏，也就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刘岚对我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名人”发生了兴趣，她认为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并突然萌发出要为我出书的念头。她回到长城宾馆后，立即给我打来电话，向我表达了她的这一想法，她认为我既在事业上有成就，又是家庭中的贤妻良母。她说目下她正在出一套妇女丛书，准备在全国每个省、市、区挑选一个有代表性的妇女，她说：“我已决定了，湖南就选定了你，请你无论如何不要推辞。”回北京后，她又立即打来电话要我考虑此事，她认为我的经历、为人、相夫、教子、待友均可示范于人，希望我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没想到22年以后，我又第二次受宠若惊，但我依然是给自己火里投冰，我总认为我的事业并不轰轰烈烈，业绩也远不如有的人那么灿烂辉煌,有什么可写的?心态一如既往地平静.

11月14日刘岚的信来了，她说：“我们真的是有缘相会，一见面我就很喜欢你，你的性格，你的善良、你的勤劳、你开朗的个性，让人过目不忘。我常想，许多的妇女同志，不知道怎样生活，怎样处理工作，家庭、朋友的关系，不懂得生活的艺术，她们的一生过得十分被动，不快乐，如果说你把你的人生讲给她们听，她们一定会受到启发，你经历了那么多苦难的时代和政治运动，而这些都没有改变你太多……，这真是一个谜。如果你能把这些记录下来，那真是一本《女人生活字典》，我始终放不下这个念头，希望你能想一想，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一梦想，当然这需要你的支持，完全当做一件开心快乐的事来做，如果成为一种压力和负担那就太对不起聂老师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刘岚对我的挚诚和厚爱使我动情动心，最终，我欣然地答应了她的要求，而且我的承诺是果断坚决的，我暗暗地下了决心，心想，写就写吧！反正朴朴实实地，真真实实地叙述自己平凡的故事，就当是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吧！

事隔不久，刘岚的电话又来了，她说此事正式通过会议讨论，已拍板定案了，而且书名都定了下来，就叫《长沙贤妇》。她的鼓励，她的执著使我心海的涟漪激起了汹涌的波涛，我认定了平凡的故事，只要是真实的就一定会拥有读者，我抛却了顾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写出我所走过的艺术道路。

决心下定后，我立即写信给我北京的哥哥，我哥是人民日报的高级编辑，一辈子从事新闻工作，他那敏锐的眼光，和简练的文墨使我由衷地敬佩，想听听他的意见，想向他求教这文章该怎么写，没想到他的回信又使我徘徊迷惘了，他的回信说：

季妹南溪：

工人出版社给季妹（古人按伯、仲、叔、季排列兄弟姐妹的大小，我因为排行最小，所以取名季英），出的题目，我认为不妥，让一个艺术家写《长沙贤妇》真是轻重倒置了......。上次信中，列举我所知道的季妹演出的简单经历，用意是提醒季妹，你有这么多经验，可写的实在很多。比如写二十万民工下洞庭，可以先写你们演出的“姑嫂忙”是哪路花鼓戏，由此引述湖南花鼓戏的流派，再回到那次演出的现场情景，讲一讲花鼓戏的特点和你自己的体会。换句话说，以时间为纵线，写每次演出的经历；以花鼓戏的特色为横线，抒发自己对花鼓戏的体会（围绕湖南花鼓戏的代表作），注意不要重复。这样就可以形成花鼓戏的体系，自然而然便可成书。当然，对于湖南花鼓戏由小型的地花鼓广场剧，发展到大型的全本的剧院戏，对于吸取其他剧种的剧本和经验，包括音乐、身段和服饰等，都可以分期叙述，有褒有贬，有述有评。还要马上搜集演出照片，可请南溪（我的丈夫名聂南溪,是著名的国画家，湖南师范大学的教授）为全书插图………多好的条件啊，不要放弃了。祝

愉快健康！

立群/03/12/21:20PM北京

我和哥哥姐姐

哥哥的建议有道理，他的建议同样是在给我加油，我理解他的心。刘岚是从妇女的角度要求我，哥哥是从艺术的角度要求我，不过，前者只是我生活的一部份，艺术生涯才是我的全部，经过再三思索，决定将《长沙贤妇》改为《花鼓戏人生》，只有明确了立意，才能突出重点。但我顾虑的是光写花鼓戏的继承与发展是否会使人看了枯燥？我不想写得太专业，不想将它局限在狭窄的内容里，以免约束我的思维，因为有些内容是我想写的，是我喜欢的，值得回味的，因为我不是为了赶时尚，不是为了树碑立传，而是为了追求一种乐趣，为了涂抹我退休后的生活色彩，就当是我在迎着红红的晚霞作一次旧地重游吧！我只想重温一下往日的欢乐，同时也想将我的欢乐分给我的亲友们，以及和那些曾经培育过我，鼓励过我，以及热爱花鼓戏的领导和朋友们，也希望我的儿女子孙们能对他们的妈妈和奶奶外婆多一些了解，让他们知道我是怎样在花鼓戏这块艺术园地里耕耘的，是怎样笑对我的苦乐人生的。管他三七二十一，我就这么写下去……。

没落的名门望族

解放了，提起官僚地主就叫人毛骨悚然，胜似豺狼虎豹般地可怕，我多么羡慕那些出身于工农家庭的红五类，每当我填写履历表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矮人三分，但现实却无法改变我的命运，生成的眉毛长成的痣，铁铸钢打的成份是不可能改变的。

我的祖父钟春台是邵阳赫赫有名的土地主，他一辈子热衷于购买田地，以扩大他的家业，邵阳县城的祖屋占了南门口的半条街，南正街33号是他亲手盖起来的钟家大院，解放后，这所大院被政府收购。（即现在的邵阳市税务局）。听说祖父置下的田地，从西乡岩口铺走十多里路到田桥钟家，不用走别人家的田基。后来，祖父到了晚年还开办过“鸿文”书局,留下很多木刻书版在临街的楼上,他已经向文化商人方面发展。

小时候我曾到过田桥乡下的老屋，那迷宫似的院落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地方，夏天的夜晚，凉风习习，树林里飘散出阵阵清香，我们坐在朝门外的石凳上，或横七竖八的挤在竹床上卧看牵牛织女星，我们在草丛中扑捉着萤火虫，口里唱着:

“萤火虫，屁眼光，偷我的钥匙开我的仓......”

“萤火虫罗罗，快来吃菠菠（邵阳人称鸡蛋为菠菠）。

萤火虫装在鸭蛋壳里，发出一闪一闪的紫色光芒，美极了，那种儿时的乐趣至今回味起来还沁人心脾。杜牧的诗篇《秋夕》是真实的生活写照：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这首诗常让我想起儿时扑捉流萤的情趣。

当时的乡下，土匪猖獗，经常听到百姓遭劫的不幸，日里，走在僻静的山林，最害怕土匪猛地出现，夜晚，听到狗声狂吠，又觉得土匪正从山前山后袭来，不知有过多少次的心惊胆战！愉快的夏夜常常伴随着不安全的恐惧，不过，我和小伙伴们早已作好了防御的准备,要是土匪破门而入,我们立即往谷仓下面躲藏,那一排长长的大谷仓，是用木板盖成的,伫立在不显眼的后院，那里漆黑漆黑的,既没灯光,又没门窗,仓下面全是半个人高的矮木椿子,要是躲藏在木椿后面是不容易被人发现的，何况谷仓的阶级前，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如尿桶、箢箕、箩筐，柴禾等，所以我们认为那是最安全的避难所。每天晚上，我们一直要玩到露水湿鞋，才依依不舍地散去，只有当黑漆大门紧闭，并顶上一根粗粗的木杠时，才觉得心里踏实了下来。

还有乌鸦的叫声是最使我最害怕的，听说乌鸦啼叫，是一种不吉利的预兆，说什么：

“乌鸦叫，祸害到。”

“乌鸦叫，背时又倒灶。”

“乌鸦啼，不死都要脱层皮。”

也许是一种巧合吧！记得有一年的秋天，我和妈妈因躲日本鬼子的炸弹，住在乡下洪福庄佃户钟奎田的家，有一天早上，几只乌鸦在屋前屋后不停地啼叫，他家两岁多的儿子在傍晚时突然夭折了，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哭声在山谷里回荡。自那以后，只要听到乌鸦的叫声，我就毛骨悚然。奎田的妹妹，名叫乔姑娘，她拖着一条黝黑的大辫子，白皙皙的皮肤，明亮亮的双眸，清脆脆的声音，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美女。后来，每当我读崔护的《人面桃花》：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时，我总是很自然地想起了她。她说：“莫怕莫怕，我教你唱几句骂乌鸦的歌，你要是听到乌鸦叫，你就对着它骂，随它叫翻天，骂了就没事了。”这首骂歌至今留在了我的脑海：

哇呀哇，剁烂你的脑壳做卦打。

哇呀哇，砍掉你的脚爪做铁夹。

哇呀哇，剥落你的皮来做鼓打。

以后只要听到乌鸦叫，我就对着乌鸦高唱起来，唱完以后，心里立即就轻松了，似乎灾难真的消失了。总之，一辈子我对乌鸦没有过好感。在美国，到处都可见到油抹水光的黑乌鸦，美国人对鸟类倍加珍爱，称乌鸦为黑凤凰，多么美丽的名字！有一次，我们去游览Avnan海湾，车到半山腰，一对黑凤凰停在醒目的树枝头欢欣雀跃，羽毛黑油油的闪闪发亮，司机将车停下来，向游客们介绍着，说的什么？我没有全听懂，女儿给我们翻译着：“这一对乌鸦特地守候在这里，为的就是迎接你们的到来哩！”司机向它们扔下面包，以示谢意。我说：“在我的家乡邵阳，谁见了乌鸦都骂，可是在美国，它们到成了珍贵的宠物了。”我先生说：“难怪啊！中国的乌鸦都被你们邵阳人骂到外国来了。”真的奇怪！乌鸦到了美国都不叫了，反正我们见到过那么多的乌鸦，却从来没听见过乌鸦的叫声，也许是人们厚待它们，它们也就不把难听的声音去骚扰人们了。乌鸦可以享受司机和游客们赐予它们的美食，真没想到，这里的乌鸦成了一道迎宾的亮丽风景。

因为我的祖父拥有庞大的家业，所以娶到了八省总督魏制台魏光焘的女儿作他的儿媳妇，那就是我的母亲。旧社会是讲究门当户对的，“龙配龙，凤配凤，纺织娘配蚱蜢公”。封建社会的包办婚姻真不知给多少人带来不幸！母亲当时正在长沙周南女子学校就读，就凭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将她接回邵阳坐上花轿就嫁出了门，那年妈妈才15岁。从此她日夜照顾着我那患着痨病、吐着鲜血的父亲，可怜她尚不到三十岁就守寡了。母亲一辈子哪曾有过真正的欢乐？

我的外祖父魏光焘，字午庄，是清朝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的亲侄孙，他一生深受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十九岁走出隆回金潭村，徒步到江西，千里投军，壮志凌云，受到曾国荃的尝识，旋升知县、知州、知府、新疆巡抚、南洋大臣等要职，并任陕甘、云贵、两江、闽浙、八省总督，他是驻守边疆,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外公曾奉旨募集宝庆三千子弟兵北上，号称威武军，援助清军,抵御两万之众的日军精锐部队。他挥兵激战，出生入死，三易坐骑，带领将士们肉血拼搏，使日军伤亡甚重，只因寡不敌众，突围退驻田庄台，事后清朝廷表彰他“孤军作战,不计胜败”，并对他封官进爵，委之重任。他重视新政，如整顿水师学堂，推行机器水电制造，扩充师范、译电各学堂等。他曾是南京大学(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之一。他捐资刻印了不少书籍，出版魏源的《海国图志》就达集，是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赐给了他一个“威肃”的谥号，因此人称威肃公。他在邵阳城考棚街筑有“亦吾庐”，在佘湖山筑有“湖山别墅”。在隆回县金潭乡筑有“慎微堂”和“四立堂”。他娶有十房妻妾，我的外婆董氏居四，是云南人，生了四男二女，在隆回的尹家湾，他为董氏所生的四个儿子盖了一座楼房，名叫“四立堂”。年，为纪念魏源诞生年，隆回县举办了魏源故居文化民俗文化节，我被邀请参加了这一盛大活动，我们再次去看过“四立堂”旧居。记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我在那里住过几个月，但旧居已是破残不堪，面目全非了。我的四房舅父母们都已先后离开了人世。为了筹划修复魏午庄故居—“慎微堂”（即魏午庄的诞生地），我们后代们曾作过一次调查，据初步统计，目前魏氏后代尚有余人。

我虽出生在名门望族，但从我出生的时候起，我的家已濒临破落，我并没有享受过那奢侈豪华的官僚地主生活。我所经历的是每况愈下，满目凄凉的日子。我亲眼看到那些来收苛捐杂税的差使们，拍打着桌子催母亲交纳税款，母亲总是哀求着他们宽限些日子，并可怜兮兮地塞给他们几个草鞋钱，有时暖上一壶酒，买回一块肉，留他们饱餐一顿，然后将他们打发出门。紧接着四处奔忙借贷，我经常看见母亲翻箱倒柜地翻呀！翻出她陪嫁的皮袄和绸缎衣裳请人变卖。为了供我们三兄妹读书，母亲早就在寒暑假里东挪西借，甚至想方设法卖田卖地，为我们筹借学费，我永远也忘不了她那张凄楚的脸。在那个苦难的年代里，不知留给我多少不释的疑团，为什么母亲有那么多还不清的债？我想要是我有一个能赚钱的父亲该有多好！可惜我还只有一岁，父亲就撒手人寰了，丢下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苦度那么漫长的岁月，年轻守寡的母亲一辈子茹苦含辛，艰难度日，她默默地承担着人世间的酸辣苦涩。

古老的宝庆山城

我出生在湖南邵阳市南正街33号，那是一座古老的山城，昔日叫宝庆府。悠悠古城，如同一部卷帙浩繁的书，记载着许多许多的故事。滔滔资水，流过了漫长的岁月。流走了我的金色童年，但永远流不走我对家乡美好的回忆，虽然我走出古城已半个多世纪了，却始终忘不了我那纯朴可爱的家乡。那麻石板铺成的窄街小巷，穿梭着挑箩背筐的人群，叫卖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荡：

“卖河水啊！”

“卖黄泥巴啵！”

“卖擦牙灰啊！”（稻草烧成灰用来擦牙齿）

“卖嗬罗豆腐啊！”（邵阳人称豆腐脑为嗬罗豆腐）

“买打糖，排糖，柚子糖，冬瓜糖不？”

“有大淤小淤卖不！”（大淤是粪便，小淤是小便，乡下人买回去做肥料。）

家乡的叫卖声，如同一首首美妙的歌，高吭婉转的旋律常萦绕在我的记忆里，特别是在喧哗的集市，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有的由高至低，有的由低至高，有浑厚的男声，也有甜美的女声，真如同一曲动听的交响乐。土改中，我竟发现在控诉地主的斗争会上，农妇们的控诉声也如同一首首哀歌，时而凄切婉转，时而悲愤激昂，就好像用音乐在唱着她们的苦楚，诉说着她们的冤情，那种凄凉颤抖的旋律，催人泪下。后来我曾将那些叫卖声、哭诉声采用在我演绎的角色里。如我在《牛多喜坐轿》里扮演的柳叶嫂，在哭爹爹时，我就用哭腔由低至高地哭着。本来剧本的台词是这样的：

“（白）爹爹，我不要你的汗褂子，算盘子，只要您老人家冒病冒痛咧！我的个爷老子呃……”

我为了强调媳妇对爹爹的孝心，而且为了加强喜剧效果，我有意地将台词增添了：“爹爹呃，我不要您老人家的汗褂子，算盘子，(哭腔)我只要您老人家，冒病冒痛、能吃能睡、长命百岁咧，我的个爷老子呃……”

又如在《小姑贤》中我扮演的恶婆婆，我也用了一个长声嚎哭和女儿逗趣：“桂妹子，想起豺狗子叭走了我的叫鸡公呀---我就伤心流泪、槌胸打背、哭得一七咧，桂妹子我的咯脔心蒂子宝宝崽呀，哇喔哇喔哇喔哇呃——”我那拖着长腔的哭诉，果然引起了观众的喧哗和笑声。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水是故乡甜，故乡的情丝一辈子都紧缠着我的心扉。儿时的花花絮絮就像一个万花筒在我的眼前滚动:

小时候，每逢正月十五闹元宵，街头人流如潮，热闹非凡,舞狮子、玩龙灯、踩高脚、渔翁戏蚌、采莲船、地花鼓等，叫人目不暇接，我挤在人群里去追看他们精彩的表演，一把扇子、一条手巾、一条板凳在他们的手里飞舞着，看得我眼花缭乱。大筒唢呐发出宏亮的声音，散发出浓烈的乡土气息，它使我陶醉，我常从前街追到后街，使我留连忘返。

打枪坪后面的火神庙，是我最感神奇的地方，铁铸的龙头、龙腰和龙尾嵌在石壁里，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已被千万支手触摸得熠熠发光，三股细细的清泉从龙头、龙腰和龙尾里分别流了出来，任凭天干大旱，这里的水总是涓涓不断,从不干涸。放学后，我们常跑到那儿用嘴去接水喝,凉悠悠的，甜浸浸的，喝得我透心爽，传说这是神仙恩赐的灵丹妙药，喝了它，不但百病消除,还会长命百岁。

端午节到了，到处散发出粽子的清香，为了避邪祛毒，为了赶走虫子蚂蚁，家家门前挂起了菖蒲艾叶，户户喝着雄黄酒。我的胸前挂着母亲用五彩丝线做的菱角粽子和麝香荷包，额上涂着用雄黄酒写的“王”字，挤在人群里看龙船竞赛，河岸人挤挤，河下闹哄哄，划船手打着赤膊，挥舞着双桨整齐地喊着，“嗨唷！嗨唷！”击鼓人站在船头击鼓助威，一艘艘龙船似箭般地穿梭在水面，奋力争先，好一派热闹场景！

我最期盼的莫过于醉人的除夕夜，我的奶奶、母亲、姑姑，舅舅以及所有的长辈们都会将一个又一个的红包塞进我的手里，鼓鼓的荷包里装满着压岁钱，俨然一夜之间我变成了小财主。房里烧着红红的白炭火，炸出点点火花。孩子们在屋前屋后插起一排排的小红腊烛，烧着钱纸，点燃鞭炮，玩老鼠子嫁女,说是嫁走了老鼠就可免去一年的鼠灾。我们还将鞭炮丢进马桶里，发出噼哩叭啦的炸耳声，然后每个人低着头，睁大眼睛对着烟雾弥漫的马桶熏上一会儿，说是薰完以后，终年不得火眼病，我是虔诚的信仰者，竟睁大眼睛薰得眼泪直流，因为我深信这是千金难买的灵丹妙药。

俗话说：“除夕夜的火，元宵夜的灯”。元宵夜的灯更是迷人，我们举着金鱼灯、虾子灯、花鼓灯、莲花灯围着堂屋阶前绕圈圈，口里念着锣鼓经：“狂波波丢起，狂波波丢起，丢昌丢昌丢昌狂……”

六月炎天遭旱灾，人们捧着香烛、抬着雷公菩萨，排着长龙队求菩萨降雨，我站在临街柜台前的板凳上，看八仙踩高脚，看真人扎的那一台又一台的故事,什么天女散花呀，牛郎织女呀，孙悟空翻跟斗呀，梁山伯和祝英台呀，杨家将呀……等等。民间艺术的魅力从小就在我的心里扎根，使我受到感染和薰陶。

令我怀念的还有家乡的馄饨小担……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街上便早早地被沉浸在寂静里，除了那高高的电线杆上悬挂着微弱的路灯照着稀落的人影外，好像一切都被锁进了每家每户的大门里了，尽管我家庭院深深，但墙外传来卖馄饨担那叮叮铛铛的小锣声，却常常会勾引得我不想睡觉，每每在这种时候，我总是拉扯着母亲的衣角，央求她给我几个铜板去品尝那“美味佳肴”。只要铜板到手，我就飞也似地奔向街头。那一付红漆剥落得几乎发白的担子，在一盏红红的小煤油灯下，装点得特别吸引人：一头摆的是好几只小碗装着的蒜米米，葱花花，姜丝丝，罗卜丁，辣椒粉等五花八门的佐料，另一头是铁瓮坛烧得滚烫的开水，冒出白雾般的热气，热气里散发着面粉的香味，特别是最后，用一根细细的稻草筒沾上几滴麻油撒进碗里时，那股浓浓的香味真是叫人垂涎三尺，好像如今的山珍海味都没吃得那么过瘾开胃。直到今天我还在怀念着家乡的馄饨小担。

直到后来,我的艺术修养稍见成熟,我才悟到,上述的一切,是我艺术生活的积累,真像是农民种菜,这些都是何等宝贵,终身再也难以获得的底肥啊!

家庭对我学艺的影响

在中学时，我曾读过巴金的《家》，我觉得钟魏两大家和巴金笔下的《家》竟是那样地相似！尽管从我懂事的时候起，钟、魏两大家都已趋破落，但俗话说：“阳伞烂了，骨子还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已印下了这两大家族里各式各样的人物，还有他们所演绎的那些纷繁的故事，至今我还记得三外婆和七舅舅，他们横躺在床上烧鸦片烟的模样，一盏小油灯，一杆烟枪，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怪味。还记得《亦吾庐》和钟家大院那打牌赌博的喧哗情景，那些都成为遥远的往事了。

在同一个大家庭里，每个人所走的道路并不是相同的：有打牌赌博，好逸恶劳的；有萎靡颓废，无所事事的；也有奋发图强、事业有成的；有大学生、留学生；还有进步的社会先贤。我的三舅，四舅父母和五舅均留学日本，他们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思想进步，曾为社会做过有益的工作，三舅魏肇文是著名书法家，是湖南省文史馆员，湖南省图书馆第一任馆长。人称他的书法得“魏碑”之精髓，他的草书寓隽秀于苍劲，已汇怀素之所长。邵阳蔡锷祠门上的“蔡公祠”、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浩气长存”以及京沪和邵阳许多大小招牌和士宦书香之家的中堂屏对，不少出自他的手笔。

我的叔叔钟涛龙(字幼文),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他深受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匡互生的进步思想影响,他与我父亲积极投资,支持邵阳光明电灯公司的电力建设,使古老的山城第一次出现了民族工业。他还将日本的良种蜜桔引进邵阳，自办农场，推广良种，后来经过园艺专家们不断的努力，使邵阳成为蜜桔出口农产品的大宗。至今，吃着邵阳的蜜桔，我会很自然地从心底涌出一股引水思源的感情，我会想起叔叔为邵阳引进蜜桔的功劳。可惜年日寇侵袭邵阳，叔叔一生用心血所创办的农场毁于战火。

叔叔重视教育，开办互生小学,并资助田桥钟氏家族民生小学办学，亲任校长。

叔叔曾任福建《泉州日报》和《邵阳日报》的总编辑，激扬文字，痛斥黑暗势力。他忧国忧民，抑郁成痨，逝世前，他亲笔写下遗嘱：将水田5亩作为妻子何字珍的生活费，5亩赠给侄儿钟昭光，其余30余公顷（应为多亩）土地及自生农场股份，全部捐出创办“匡互生纪念农校”及社会福利事业。叔叔一生光明磊落，正直不阿，嫉恶如仇，他是我们钟家的典范。

我的表哥魏荣爵是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物理哲学博士，是名震国内外的物理学家和声学家，他曾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和伊利诺大学，后又在加州大学攻读声学。他有一副好嗓子，年青时，擅长唱京剧，他在《四郎坐宫》里扮演铁镜公主，唱做俱佳，让人拍手叫绝，他是我三舅的儿子，父子俩都是京剧票友，我小时候曾看过他们的演出，记得有次演出《空城计》三舅扮演孔明，当他出场时，我曾大着嗓门在台下高喊“三舅舅！三舅舅！我们在这里咧！”。当时满场观众的视线都转向了我，引起了哄堂大笑，此事在亲友中至今传为笑柄。

与表哥魏荣爵--著名物理学家

我的八舅魏肇年是第一个在邵阳开办电影院的人，他将西方的先进文化引进这闭塞的山城，电影院就设在外公的“亦吾庐”大院，这样，我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那时的无声电影，曾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和新鲜感，我隐约地记得一个滑稽的外国佬穿着一双大皮鞋，拄着一根自由棍，出尽了洋相，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电影大师卓别林。早两年我在美国又重看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和《摩登时代》，感到他真是一个卓越非凡的大艺术家，没想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了不起的艺术大师还鲜活地印在人们的心里。没想到在美国看卓别林的电影还不容易买到票呢！

我的姨父朱剑凡，是毁家兴学创办周南女校的教育家，我的姨妈魏湘若将自己陪嫁的田产和首饰捐献给周南女校，他们的六个儿女都是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家，如表姐夫海军大将肖劲光，外交部长、驻苏大使王稼祥等。表姐朱仲丽已有《江青野史》、《爱与仇》等十几部长篇小说问世，她已90多岁高龄了，还在孜孜不倦地从事写作，她的26集电视连续剧《皎洁的月亮》已在好几个电视台播放。

表姐朱仲丽与先生王稼祥

我们姐妹俩与表姐朱仲丽相聚于北京

在众多的表兄弟姐妹中，各种各样的人才无所不有，书香门第使不少人都受到了琴棋书画的影响和熏陶。

我的母亲出嫁时，四舅父给她的陪嫁品中有一台风琴，因此我从小就常听到妈妈弹奏的《葡萄仙子》、《小白菜》和《和暖的太阳》等曲子，妈妈还会吹箫吹笛子，吹得那样地悠扬动听，我常随着她吹奏的曲子唱着“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岁四岁没有娘呀……”时，那种凄凄切切之情，竟会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激起共鸣。我才一岁就没有了父亲，我觉得自已就是那可怜的小白菜，年幼的我竟会在联想中偷偷地流下眼泪。母亲胆小怕事，人们形容她走路怕踩死了蚂蚁，树叶子掉下来怕打了脑壳，在那样三从四德的社会里，她不谨小慎微，不忍辱负重行吗？母亲从来也没有恶言厉声地训斥过任何人，她的声音总是那样地温柔，说话就像弹奏着柔和美妙的音乐。她的面容永远透露着慈祥亲和的魅力。直到如今只要提起我那广结人缘的妈妈，亲朋戚友们没有一个不怀念她的。母亲是个多才多艺的贤淑女子，她会挑花绣朵，善于编织各式毛衣，她爱读书看报，会写诗填词，她的肚子里好像装着永远说不完的故事。在炎热的夏夜，在阶前的竹床上或在蚊帐里，母亲常摇着那把包着布边的蒲扇轻轻地为我扇风，为我讲故事，教我唱歌，蒲扇摇呀摇呀，母亲唱呀唱呀，讲呀讲呀，我常常听着听着或唱着唱着就进入了梦乡，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深深沐浴着母爱的幸福童年。

小时候，我是无法理解母亲守寡的苦涩的，长大了，巧贞表姐告诉我说：“你妈妈是很可怜的，在你外婆去世的第二年，你父亲接着也离开了人世，记得你联石满舅结婚的那年除夕，九奶奶接你妈妈回去吃团年饭，你妈妈写了一首诗悄悄地给我看了，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诗的内容是：

慈母撒手走，夫君西天游。筵前强作欢，我为儿女留。

的确，母亲是为了我们兄妹而留在了世上，并走完了她艰辛的人生道路，她受苦、受累、受气、受欺都是为了儿女。儿女是她的精神支柱，是她生存的动力。

解放了，新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当我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时，母亲会由衷地从心底绽开笑容，那灿烂的笑脸是我平日很少见到的，因为我懂得母亲，她同样地向往着自由，向往着美好的生活，她最高兴的莫过于她的儿女都参加了革命，从此有了幸福的前景，不会再像她那样承受旧社会的磨难了。她一心想在新社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她将房屋卖给了政府，用卖房的钱退租退押，将土地交还农民。而且参加了缝纫社，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头上却依然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这无形的枷锁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她的心上蒙压着难以抹去的阴云和苦涩。妈妈能理解党的政策，她从不怨天尤人，而执着地改造着自己的世界观。年，她领到了北京景山办事处发给她的选民证，母亲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她写信告诉我说：“我已经领到了选民证，从此我摘掉地主的帽子了，我也享受人民的权力了，真感谢伟大的党，感谢英明的毛主席，昨天晚上，我将选民证放在我的枕头下面，我好高兴，不觉得流出了眼泪......”。这不禁使我想起年9月8日母亲在北京去世的情景，她的眼角里流尽了最后一滴泪水，闭上眼睛与我们永别了，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她的枕头底下压着的是一个破旧的信封，信封里面装的是她年的选民证、一首诗、和她仅有的三十元钱，还有她牵挂的联石满弟和侄儿元保给她的来信，我们展阅她的诗：

老态龙钟高楼坐，岁月蹉跎感叹多，寄语儿孙勤拼搏，攀登高峰奏凯歌。

善良的母亲，她心中装着的是什么？是比金子还贵重的做人的权力、是这份政治上的光荣和对新社会的爱戴、是对儿孙们的殷切期望，我们为母亲这一高尚的情操而失声痛哭了。

6岁的我和妈妈姐姐在邵阳

母亲逝世前，我正在南昌演出，闻听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在极左路线的压力下，我有泪不敢流，有悲无处诉。想起生前我不能对母亲尽孝，病了又不能侍奉在她的床前，在她受困窘愁眉难展的时刻,我一家八口如牛负重,未曾给过母亲任何回报,在彻夜难眠的长夜，我只能躲在被窝里偷偷地让眼泪在枕边流淌。那个晚上，窗外雨声淅淅,心海悲悲凄凄，古人聂胜琼的诗句在我的心里翻腾:

“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那真是对我此时此景的真实写照，我流着眼泪暗暗地写下了这首《乌夜啼》：

闻讯慈母病危，珠泪垂，彻夜难寐，独自暗伤悲。

风烛年，遭癌溃，苦向谁？最怜孤孀，平生未展眉。

做为演员，纵然遇到再大的苦难，纵然心里有多大的悲楚，但怎么也不能将生活中的痛苦带上舞台，人物该笑就得笑，人物该乐就得乐，尽管台下阴雨密布，上了台照样阳光灿烂。第二天演出《补锅》时，我唱的“刘大娘笑呵呵，笑呵呵，笑呵呵……”依然是唱得哈哈直滚，可是，谁能知道演员内心的辛酸呢？

想起母亲，最使我忘不了的是那一段辛酸的往事……

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本来取得了选举权而且在北京居委会里担任副组长的母亲，此时却又重新被视为地主份子，为了纯洁神圣的人民首都，母亲这盆污水必须泼向原籍邵阳，当哥哥拍来电报告诉我母亲的归期时，我查到了火车抵达长沙的时间就在次日清晨，我的心突然绷上了一根紧紧的弦，是高兴？是惶恐？我忐忑不安，那种极端复杂矛盾的心情，竟撩扰得我整晚无法入睡，我暗暗地高兴，因为我可以见到母亲了，解放以后，我虽然已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可我从来也没有负担过、照顾过培育抚养我的母亲，人常说：“子欲孝时亲不在”如今趁母亲还在，我就应该及时尽孝。我多么希望她能伴在我的身边，过上一年半载舒坦开心的日子，以了却我多年的夙愿。但我又极度地惶恐不安，怕的是她这个“黑五类”会受到我们单位的驱逐，甚至会遭到红卫兵的殴打，因为那一片可怕的政治乌云，似洪水猛兽席卷到了全国各地的每一个角落，只怕是厄运难逃啊！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我和丈夫急急地奔往火车站，终于等来了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我们沿着每一节车厢寻找着母亲，但怎么也见不到她的身影？乘客都陆续地出站了，车站只留下了稀落的旅客，突然几个红卫兵冲了下来，向着车厢高喊：

“下来，下来，通通地都下来......”

于是，一排“牛鬼蛇神”低头哈腰地从车上走下来，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块牌子，什么“地主”、“富农”、“反动军官”、“官僚”、“特务”等……各种名目五花八门。在那支“牛鬼蛇神”的队伍里，我们终于发现了母亲，她紧低着头，花白的头发被剪得乱七零八乱，身前挂着一块“官僚地主”的牌子，箫瑟的晨风中站的是我那古稀之年的母亲，我的心一阵阵地发紧，她怎能受得了如此奇耻大辱的折磨啊！我真是欲哭无泪，心似刀割般地痛楚，我们只能离得远远地窥视，不敢叫唤，更不敢近前，只听得红卫兵凶狠地呵斥着：

“你们这些阶级敌人只准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今天就将你们直接押回邵阳，不准在长沙停留了，听清楚了吗？”。

天哪！见面不敢相认，相聚更是无望了，怎么办？我不忍离去，真想多看上母亲几眼，而且只能站在远处偷偷地窥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一辆火车开进站来了，母亲和那些同命相怜的人被押上了刚进站的那辆火车，不一会儿，汽笛长鸣，车轮滚动了，火车向邵阳奔驰而去……我默默地祈祷上天保佑母亲一路平安，但愿她回到家乡不再受苦受难，可是邵阳的家已没有了，她往何处去？今晚她是否会夜宿街头？她这远离儿女的孤雁今后将怎样的生活呢？我的心频频地颤抖，眼泪也漱漱地落了下来，一路上，我滴着眼泪，拖着灌了铅一般重的双腿回到了桐荫里花鼓戏剧院,迎来的是我又一个不安之日和不眠之夜。当时，我内心的这些苦涩是不能向任何人倾诉的，只能默默地一人承受着。

我的哥哥毕业于浙江大学，姐姐毕业于交通大学，初中时，他们曾分别就读于雅礼中学和周南女中，他们都是成绩优异且多才多艺的优秀学生，那时他们常从学校里带回许多好听的歌，我从他们的口里学会不少抗日战争歌曲，如《毕业歌》、《流亡曲》、《游击队员之歌》、《大路歌》……等等，他们放声高唱，我在心里默记，听着听着我都会唱了，而且唱得有腔有韵，一字不差。我喜欢听他们那嘹亮甜美的歌喉，特别是哥哥唱着那，“玫瑰花，玫瑰花，烂开在那碧栏杆下”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时，我会为他那宏亮的歌声而陶醉，哥哥在我的心中是威严的，我崇拜他，却很惧怕他，因为我从小不爱读书，有一次，他为我和尹淑英,聂汉云补习数学，我听着听着竟进入了梦乡。我常会因打瞌睡和做不出习题而受到他严厉的谴责。

姐姐在我的眼里是温柔可亲的，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到邵阳，年仅16岁的她，远离故土去四川东北中学求学，那年，她和哥哥同时离开了家乡。出发前的那个夜晚，母亲牵着我的手，急急地赶到河边，为的是为姐姐送去一只她忘了带的脸盆，眼看着哥哥姐姐将离我们远去，母亲哭了，我也跟着哭了。我觉得瘦弱的姐姐出远门很可怜，从此少了哥哥和姐姐,家里冷冷清清，我们将多么孤独可怜！那夜，寒风呼啸，天气是那么寒冷，资江河畔，停满了百多艘乌蓬船，灯火点点激起河水粼粼。家乡的资水不停地流淌，流去了一代又一代的苦涩，也流来了生活的新潮，流来了当今这璀灿缤纷的时代。直到前两年读完姐姐写的《不屈的流亡》以后，我才知道她为了去四川，途经新化、烟溪、溆浦、辰溪、沅江、芷江、晃县等地，走了几个月还没有走出湖南省境，后来又从贵阳到遵义直到第二年的端午节才抵达四川。那个年代，交通不便，行程艰难，半年多的旅途生活，姐姐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磨难！

与姐姐钟宜洁在一起

姐姐远在异乡，曾给家里寄回来许多书信，我爱看她那一笔秀丽的字迹，爱读她那流畅的文墨，尤其是字里行间，她那对光明和正义的向往以及对母亲那细腻入微的孝心，更使我受到感动和教益，姐姐不仅会读书，而且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她能歌善舞，曾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北京人》和《日出》等里面的主角。母亲常拿哥哥姐姐来教育我，说他们争气，有出息，要我以他们为榜样，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他们远离家乡，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最使我难忘的是姐姐那自制的信封，那信封是用报纸做的，上面贴张小小的白纸，白纸上写着通信地址，竟那么节约！每次收到姐姐的来信时，我觉得她好可怜，连买信封的钱都没有，心里说不出的难过，甚至掉泪。说真的，我没有哥哥姐姐那么争气，我读书纯粹是为了母亲，为了哥哥和姐姐，他们才是我真正的学习动力，我只是觉得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才读书的。在学校，除了音乐、体育、语文和外语。其它的课我都不喜欢，特别对数学感到头痛，只要上数学课，我就没精打采，脑壳里一片空白，老师在台上讲，我两只耳朵嗡嗡叫，好像飞进了几只蜜蜂，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看得我两眼发花，思想上云里雾里，稀里糊涂，压根儿就没听懂。在周南念高中时，学校有一条规定：如果连续两个学期数学不及格，就必须留级。第一个学期，我的数学没有过关，眼看着第二学期的期末考试又到了，要是再不及格，那么我就留级留定了，怎么办？浪费半年光阴事小（年轻时，不懂得时间的珍贵），主要是怕连累母亲，因为母亲又要多负担我半年的学费，我怕剌伤她的心。在此关键时刻，我的同班好友易惟敬为我解难来了，她轻声地在我耳旁说：“莫急莫急，我有个好办法帮你。”

“什么好办法？”

“考试时，你在试卷上写我的名字。我就在试卷上写你的名字。”

“那你不是会落下个不及格吗？”

“没关系，我只要不留级就行了。”

那一次期末考试很严格，考场设在操场，而且是由几个班交错着座位进行考试的，考试完毕，由各人亲自将试卷投在封闭的箱子里，这一场严格的考试，到给我开了方便之门，因为自动投卷，根本就不会被老师发现。后来我果然侥幸的度过了这一难关。几年以前，我在广州见到了易惟敬，她谈起这件事，同学们大笑不止，我说：

“易惟敬真是太好了，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的姐姐开着玩笑说：“哇！还真没想到解放前就有易惟敬这样的雷锋哦！亏你还好意思挂在嘴边说！”

的确，这是一件不为人知的不光荣的往事，讲起来是叫我脸红的，不过我愿意将它公布于众，因为历史的长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它是怎么也抹不掉的。最近，我和尹淑英（她解放前夕因参加地下党，改名为粟文）谈起这段往事，她说：“你还应该补充一下，你不记得了？以前你不喜欢数学，每次考试前，你就猜五个题目写在试卷上，有一次你还真的是狗戴帽子碰中了三个题目，还真过了关呢！”如果不是她提起，我还真的忘记了。我读书的确是为了母亲和哥哥姐姐，我对自己的前途从来没有过什么伟大的抱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能当个戏子，我向往的是穿着绫罗绸缎，戴着凤冠霞披在台上韵味。

寒暑假姐姐回到家里，常教我跳舞，我们的房里悬挂着母亲陪嫁的红毛光大穿衣镜，那面镜子是我们自我欣赏的好舞台，我常对着镜子反复地唱呀跳呀：“和暖的太阳，太阳，太阳他记得，照过金姐的脸，照过银姐的衣裳，也照过幼年时候的秋香，金姐有爸爸爱，银姐有爸爸爱，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她呀！每天只在草场上，牧羊，牧羊……”在我的童年，就那样如痴如醉地迷恋着我爱的音乐和舞蹈。

未完待续

退休后仍在教学，一直活跃在戏曲教学一线以及电视荧屏上。主要生平事迹已被收入《中国艺术家辞典》、《中国华夏妇女名人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戏曲、曲艺辞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