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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华侨无私、无偿的捐款，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大、感人之深，为华侨爱国运动史上绝无仅有。

1、抗战时期华侨的捐款

据统计，抗战时期全世界约有万华侨，有万左右为祖国捐过款，约占华侨总数的一半。

华侨捐款总数到底有多少，目前说法不一，出入较大。

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自年抗战开始至年为止，海外侨胞捐款达到国币33亿多元。

此数只是捐给国民政府部分，不包括捐给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款项，也不包括购买的救国公债和回国投资。

这笔数量巨大的捐款构成我国长期抗战的经济源泉之一，是战时国民政府财政的重要补充。

其实不仅国民政府及中共收到华侨的捐款，有些部队甚至单独向华侨募款，或者华侨直接捐款给侨乡，这些捐款数额也都没有反映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统计表中。

例如暹罗华侨就曾捐款给侨务委员会、广东省政府、新四军、八路军、广西省第五路军等不同机构。

据各方的估计，战时华侨每月捐助军饷约达万元，以当时每月军饷约万元，则华侨捐款几占全部抗战军饷的1/3。而战时侨汇估计有3亿元。依此推算，战时财政经济的1/2是由海外侨胞负担。

可见华侨捐款汇款，对中国抗战的重大贡献。当南侨总会成立时，曾发出豪语，将捐款负担抗战战费1/4，结果是达到抗战军饷的1/3，可见华侨对于抗战的经济支持之巨大。

抗战期间，华侨在全球三大洲——亚洲、美洲、欧洲，分别组织了南侨总会、旅美华侨救国会、全欧华侨抗联会等跨国性联合抗日团体，并以这三者为核心，在全世界共建立了多个华侨抗日爱国团体。

华侨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在南洋，因此从南洋华侨先作评估。

南洋华侨的捐款，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以南侨总会成立为分段点，在此之前是南洋各地独自捐献期(年7月一年10月)，在此之后则是由南侨总会统筹时期(年10月一年12月)，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纷纷沦陷，华侨自身难保，再也没有能力为中国的抗战贡献心力了。

南洋华侨在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因侨居地陆续被日本占领而无法与中国取得联系（大致在年2月南洋各地均已沦陷），当然也不可能再为中国筹款，亦即他们对中国的捐献只有四年多的时间。

不仅如此，年2月之后，凡是为中国抗日而进行筹款捐献的华侨，由于其对中国的爱国效忠，有不少人遭到日军的残酷虐待，甚至被处死，其为中国的牺牲可谓达于极致。

美洲华侨在抗战时期的捐款，据估计，其总数为万美元，其中美国华侨捐款大约是万美元。

从年8月21日至年3月31日，美国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共募集华侨捐款万美元。从年10月13日至年4月30日，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总共募款万美元，筹款开会达次。

美洲华侨的筹款总机关，最重要者是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该会在抗战的前四年发动当地华侨2.5万多人，为中国捐献了1万美元，可见其成绩之显著。

不过，除了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之外，也有一些并未包括在内的美洲其他筹款组织也都有捐款。

全世界华侨中，美国华侨每人平均捐款数最多，大约每一位华侨平均捐多美元，足见其对抗战的贡献。

这是因为美国并未被日军占领，可以在八年间都为中国捐献；再者，一般说来，美国华侨人数较多，薪资较高，故有能力捐献更多的金钱和物资。

2、抗战时期华侨购买公债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有22种之多，这些债券中，包括救国公债、金公债、国防公债、军需建设公债、节约建国储蓄券等，都有华侨认购。

而认购数额以年9月发行的救国公债为最多，其余各种公债的销售略为逊色。而节约建国储蓄券是政府投注较多心力发起的，但结果并不理想。

国民政府发行战时公债时，曾明确许诺：

“本公债自战争结束后第三年起，由国库指拨基金，分二十年还清。”

但抗战胜利后不到一年，内战即爆发，国民党根本没有兑现还债。实际上抗战期间华侨认购的巨额公债，绝大多数等于无偿捐款。

抗战期间，南洋某些地区的华侨中掀起一股焚债活动，即将自己购买的公债券焚烧，不要政府再偿还，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捐款。

其中马来亚槟城中华学校校长吴佩瑶和学生代表10多人到当地领事馆，焚烧债券张，券额共元。可见华侨虽然购买公债，但并不指望政府偿还。

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5亿元，分配马来亚认购0万元。侨领陈嘉庚专门召集劝募公债侨民大会，宣传购买公债的重大意义，动员和号召广大华侨积极认购。他本人带头购债10万元，与会的侨胞随之认购二三十万元。

陈嘉庚以万元为目标，至年终，募了大约1余万元。

马来亚华侨在购买公债上创新了办法，即以连锁信的方式进行。初期马来亚侨界的购债方式是先由侨团配额分担，继由各筹赈会负责认购，效果不佳。

后遂改用连锁信的方法推销：

即某甲购债后函告某乙，乙购债后再将该函传丙，如此辗转循环，连续不断，一人购债，其亲人好友连带购买，效果明显。

据统计，从年至年底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新马华侨共万人，购买公债万元，捐款万元，人均购债捐款15元。

可见新马华侨购债方法好、效果佳、数量大，创海外华侨购债的“开门红”。

东南亚其他各地华侨购债都很积极，蔚然成风。年度菲律宾华侨购债总额为万元。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的客属总义祠、广肇会馆、福建会馆三大侨团带头购债共47万元。继之，全印度尼西亚46个侨团纷纷购债，共购债万盾。“不能为祖国出力，也得为祖国出钱”，是越南华侨捐款、购债时流行的一句口号。

战时越南华侨捐款购债合计约多万元。

抗战开始后的前两年即、年，国民政府推销第一、二期救国公债，年10月国民政府派陈耀垣赴美劝募救国公债。至年底，美国旧金山华侨认购公债达万元。

年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官员刘维炽赴美推销公债。途经檀岛并逗留9个月，侨胞共购债19万美元，折合国币达64.4万元。

据统计，檀香山共有华侨人，除去老弱妇孺，有购债能力者有人，而实际购债人数达人。年美国政府禁止外侨在美国公开推销外国公债，救国会乃改称义捐以掩人耳目。年国民政府又推销美金公债，年国民党中央派陈庆云将军到美国筹募航空救国公债美国参战后，购买美国战时公债成为美国居民的主要任务，取代了中国公债。

由于战时美国华侨的经济情况并不富裕，捐款和募债不免出于强迫，救国会每每对不愿或不能捐款者施加压力，处罚抗捐者和贩卖日货者之事，时有所闻。

年以后，日军占领南洋各地，南洋华侨捐款活动无形中停顿，美国华人捐款成为国民政府侨汇的主要来源。

3、华侨购买公债的贡献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发行6期公债，总额约达30亿元。政府每次发行公债，华侨多半踊跃认购，以下列举三个时间的统计数字来说明华侨购债的情况。

年至年华侨认购各种公债为：

救国公债万元，国防公债万元，金公债万元；到年夏，华侨购债总额为6.82亿元；至年，华侨购债总额为11亿元。

按年华侨购债额算，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数1/3多。显示华侨购债的数量和比重之大。

据学者指出，华侨劝募公债的成绩，年至年间，华侨购买各种公债达1亿8千万元，其中1亿4千万元是亚洲华侨购买的，而年1月至3月购买救国基金者，达多万元。

从年7月至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时），南洋各地销售公债的情形如下：

新加坡、马来亚华侨总计多万元，荷属东印度多万元，菲律宾万元，缅甸多万元，英属婆罗洲21多万元，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越南、高棉、寮国）不详，总计此时期南洋华侨购买公债达多万元。

美洲华侨购债救国热情也至为热烈。抗战第一年加拿大华侨共捐款购债万美元。抗战八年期间，美洲华侨共购买救国公债达万美元。

4、抗战时期华侨汇款

华侨汇款，简称“侨汇”，有广义及狭义之分。

狭义侨汇，最重要者即是华侨付款给家乡的家眷、亲人作为日常生活费之用，亦即赡家费。广义上的侨汇，包括赡养侨眷的生活费、救国捐款和回国投资。

整个抗战时期的侨汇数量巨大，约达国币95亿元之多。

从年“七七事变”至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侨汇数量呈逐年猛增趋势，各年侨汇量为：

年国币4.73亿元，年6.44亿元，年12.7亿元，年13.28亿元，年18亿元。这一时期是近代以来“侨汇的发达时期。

年底，广州、厦门落入敌手，接着日军占领福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汕头、香港和南洋被日本占领，汕头、香港原本是中国沿海转汇枢纽，此时相继陷入敌手，尤其是香港和南洋被日军控制后，侨汇发生阻滞，数量骤减。

但美洲华侨仍继续汇款，据统计，美洲华侨在抗战期间总收入为25亿美元，侨汇总数为6亿美元，约占其总收入的1/4。

华侨不但每年有大量侨汇抵补中国贸易逆差，而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南洋华侨与中国贸易关系很密切。

如抗战爆发前，中国由南洋各地经常进口贸易额为2.6亿元至3亿元，出口为2.6亿元至4亿元。抗战爆发后的一年进出口贸易额均有增加。进口额增加到9.2亿元至11.9亿元，出口达10.1亿元至16.6亿元。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历年为逆差国，但是，中国对南洋的贸易则为顺差国。几百万华侨使用本国制品，他们又把自己的产品卖给祖国，促进了战时中国和南洋各国的贸易。抗战期间，南洋各国的大型企业一般为欧美殖民者所控制，当地的中小企业，大都为华侨所掌握，侨胞拥资之巨，可以左右和影响南洋的金融。

尤其是华侨商业，在南洋地区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约占南洋商业资本的60%以上。据年统计，仅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暹罗5个国家的华侨财产，照当时国际汇兑率估计，合计约近亿元之巨。

5、华侨汇款的作用

据统计，从年代至抗战爆发的70多年中，中国外贸逆差额约达75亿元以上，但从至年的34年中侨汇共达85亿元，不仅抵补了逆差且有余额。抗日战争前期，侨汇抵补政府战时外贸逆差额更加庞大。

年至年侨汇数量逐年递增，弥补逆差的百分比愈来愈大，特别是年以后，侨汇大幅度上升，不仅完全弥补外贸逆差，而且余额甚大，到、年，侨汇达到高潮。

据统计，从至年，平均每年侨汇达国币3.5亿元，从抗战爆发到年底，侨汇平均每年达国币11.7亿元，仅新加坡和马来亚侨汇平均每年即达1.67亿元，约为战前每年侨汇总数的1/2。

抗战时期侨汇的作用还在于垫补了政府大量军费开支。

连当时德国《柏林交易所报》也不得不承认：

华侨援助抗战，积极汇款，实在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侨汇是战时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各种外汇的形式不断流入中国，在弥补政府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甚大。

从军事上说，大量军火依赖进口，政府可以集中大量海外侨汇，购买军火及一切军需品，在国内以法币支付给侨眷或收款人。巨额侨汇及时垫补抵消了军火贸易进口额，并且侨汇中的许多捐款直接转为军费，因此，侨汇与政府的军费开支有很密切的关系。

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约有亿元，当时侨汇即有53亿元，占军费开支的43%。

年以后，侨汇占军费开支的比重愈来愈小，主要是由于国民政府军费开支剧增，而大部分侨居地沦陷使侨汇骤减致。

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仍处于落后状态，主要是农业国家，工商业落后，无大量的工商业品可供输出，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况，华侨汇款的作用即弥补了逆差所造成的外汇亏空。因此，侨汇被认为是“中国的无形输出”。

据统计，年中国的外贸逆差额为国币1.15亿元，而侨汇为逆差额的%；年逆差额约为1.24亿元，侨汇为超额的%；年逆差额约为3.06亿元，侨汇为逆差额的%；年逆差额为5.7亿元，侨汇为逆差额的%。

这组数字明显地说明，抗战前期侨汇不但扭转了外贸逆差的不利局面，而且还有很大余额。

据中国银行的统计：

“战前10年中国贸易常居逆差地位，每年逆差额约6亿元，而华侨汇款，实为抵补逆差项之主要项目，其可抵补数额，常为逆差总额之半数以上”，这是侨汇在中国经贸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抗战时期尤为显著。

6、抗战时期华侨回国投资

战时，国民政府所提出的政策是一面抗战，一面建国，而经济发展即配合抗战建国政策，着重国防工业与民生工业，资金来源之一即是利用侨资，因此鼓励侨民回国投资，成为抗战建国政策中重要的一环。

战时华侨投资虽有赚取利润的一面，但其爱国性比以往要强。其中有的投资就是为抗战服务的。抗战时期华侨的投资主要有工矿业投资、医药投资和金融业投资。

投资情况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华侨投资总额约达16亿元，为华侨投资的高潮；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华侨的投资额约为2亿一3亿元，为战时华侨投资的低潮。如此数量巨大的华侨投资，同捐款购债一样，构成了华侨对祖国抗战经济援助的组成部分。

以下讨论工矿投资、医药投资和金融投资三个方面。

工矿业投资是战时华侨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主要集中在大西南。

如侨商胡文虎投资万元兴办云南矿物公司，并投资万元创办资中糖厂；年5月，他又与国内诸实业家合办华侨企业公司，资本为万元。马来亚侨商运回新式机器并投资万元，协助改良广西锡矿。

澳大利亚华侨李华洲与国内实力派人物合办华侨兴西实业公司，资本万元；港华实业公司在昆明、重庆、贵阳等地分设公司经营工矿业；新加坡侨商、印度尼西亚爪哇侨商在广西、四川创办糖厂；新加坡侨商谢吉安在渝建立华侨实业公司，开发川康农工矿业并设炼油厂；槟榔屿侨商陈忠戆集资万元回国投资等。

在众多侨办工矿企业中，中南有限公司办得极为出色。年春，马来亚槟榔屿侨商王振相、王金兴、庄怡生等随南侨回国慰劳团回国慰劳时，目睹国内各地行驶车辆，轮胎用至脱胶见布而废弃，不能翻新利用，遂动议创设中南橡胶厂，专营旧胶轮翻新复制。

4月14日，他们在重庆开会决定成立中南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南有限公司”），与中国茶叶公司合营。不久茶叶公司退出，成为纯侨资企业，资金为国币万元。

年，贵阳、重庆、曲江等厂相继建立，并以重庆化龙桥为总厂。其业务为“专翻制汽车轮胎及各种机器橡胶配件，供应军工运动及制造厂用”。旧轮胎经翻新与新轮胎无异，成本只抵新胎的1/6，效用可抵新胎的80%，如轮胎镶布完好，可翻新三四次。

该厂建立不久即修复旧轮胎1万多个，节省外汇万元。中南有限公司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座橡胶厂，既从国外带回了新技术，又在云南大量引进种植橡胶树，对抗战贡献颇多。

华侨在医药方面的投资，对于抗战中的伤兵、疾病救治有积极作用。

陈嘉庚为了供给国内军需药品，原拟在新加坡设厂制造西药，但英德宣战后，马来亚、新加坡严禁物资出口，遂决定将制药机器移往重庆，筹设大规模药厂，其后，陈嘉庚与重庆的中国提炼药厂股份公司合作，扩充资本为一百万元，在该厂附加制造军用药品，以供给国军使用。

胡文虎曾出资万元在国内建立伤残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菲律宾华侨吴起顺逝世时，嘱咐家属在国医院医院。

美国华侨侯总榜、张毓芳、陈灵等在纽约建立中美药厂，专门制造国内缺乏且急需的贵重药品，其包装精巧灵便，便于运输携带。

总之，华侨无论直接间接捐献药品，医院、制药厂等，均帮助中国抗战解决了缺医少药的重大困难。

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各地沦陷，侨资银行纷纷内移。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久，陈嘉庚将其资金万元汇寄伦敦转重庆，在广西柳州设立集美银行，投资工业建设。

年6月，南洋侨商何葆仁集资1万元，创设南侨银公司。9月，缅甸、马来亚华侨建立华侨建设银公司，资本总额万元，业务为发展后方农工矿各业。南洋侨商戴愧生等联合内地人士集资万元设立华侨工业银行，发展后方工业。

同年底又有华侨信托银行、华侨实业银行、华侨兴业银行、华侨建业银行等4家侨资新银行开业，资金总额达1亿元之多。

据资料统计，抗战头三年华侨投资至少在8亿元以上（有谓10亿元），其中一年为4亿元，年为4亿元。

另据年6月3日《侨声报》记载，年华侨投资即达8亿元之多，从年至年底华侨投资额共达16亿元。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华侨的金融投资、在海外投资及其他投资估计在2亿至3亿元以上，是华侨战时投资的低潮。

华侨投资到年底之所以形成高潮，除了战局紧张，华侨转移资金回国外，还与当时华侨的爱国心切有关。他们除了大量捐款献物外，还以开发祖国资源，增强抗战实力为己任，因而纷纷投资开发资源。欧战发生后，南洋一带各宗主国当局不断严格限制华侨的大量捐款。华侨只好变换方式，携款归国投资代替捐款。

另外，年夏，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慰劳团回国慰劳考察，这些人都是当地侨界工商业的泰斗，他们回南洋后成为发动投资的义务宣传员。他们自己还亲自带头投资，如陈嘉庚、郑玉书、王振相、王金兴、李铁民等都是实际带头人。

最后，由于当时国内法币不断贬值，侨资回国可得较好的价格，因而也吸引了许多华侨投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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