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6日《新华日报(太岳版)》报道了八路军获知日寇妄图盗取《金藏》的消息后成功抢救经卷的过程。此消息刊发时，日军的“五一大扫荡”已于6月中旬结束，日军退回原据点，经卷也已送往安全地区，故不会对经卷安全造成威胁。

修复前后的《赵城金藏》对比。

修补《赵城金藏》的4位老师傅。

年《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会议纪要。中国国家图书馆供图

一部《赵城金藏》，从诞生至今近千年，历经战火纷飞、岁月磨砺。

崔法珍断臂募刻近三十载，方有此书；蒋唯心冒险登舟，才有后来引发学界震动的《〈金藏〉雕印始末考》；史健率领八路军战士浴血抢救经卷，才有今日四千余卷《金藏》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新中国成立之初，若非各方重视、捐助，部分经卷可能难以得到及时抢救，遭遇不可逆的毁损……几乎每一步都不容有失，幸好，每一步我们都未错过。

在惊心动魄的故事之外，研究《金藏》30余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李际宁说：“不要光凑热闹，光听故事。我们当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历史事件，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资料。”这或许是对故人以青春和生命促成、保存、修复的这部古藏的最好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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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城金藏》是靠着一个又一个人的虔敬，才存留到现在的。

如果没有崔法珍和信众的虔诚发心，就没有之后历时近30年《金藏》（又称《赵城金藏》）的雕版刻印；如果没有范成和尚的求访，没有蒋唯心的冒险登舟坚持前行，就没有《金藏》的发现和关键研究；如果没有八路军驻晋将领史健的敏锐眼光，没有战士们的舍命相救，《金藏》也不能传承至今。

年，这些黄卷赤轴的经卷被运交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保存时，它们已经千疮百孔。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有关《金藏》的修复工作历时16年，才有可能为上世纪80年代重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提供主要底本。

“大藏经”，即佛教经典总集，《金藏》则是迄今为止尚存于世的唯一一部金代大藏经。由于《金藏》是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从两汉之际到北宋间，历代佛教僧人翻译佛典的集大成者，宋太祖开宝四年开始雕造——记者注）的覆刻藏，有它的存在，后世才有机会一窥《开宝藏》的面貌。

这缕文脉飘摇千载。最终，在那些看似偶然的历史的眷顾中，亦脆弱亦坚韧地走到我们的时代。

诞生

《金藏》从诞生的那一刻，就蕴含着许多现代人难以理解的细节。比如，为什么会有崔法珍那样的人苦苦修行，从约年至年断臂募缘近三十载，只求印一部大藏经？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李际宁便开始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金藏》的研究上。据介绍，传世文献中关于崔法珍刊雕《金藏》的资料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

《永乐大典》等文献都辗转引用了已经亡佚的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的内容。其中是这样介绍雕造《金藏》发起人的身世和主要事迹的：“金大定十八年（公元年），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一年（公元年）以经版达于京师。二十三年（公元年）赐紫衣宏教大师。以弘法寺收贮经板及弘法寺西地与之。明昌四年（公元年）立碑石。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记。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篆额。”

这些线索证实了《金藏》是由崔法珍发起雕造的。她曾刷印了一部大藏经进献给当时的皇帝金世宗完颜雍，并在圣安寺受戒为比丘尼，还因为这些献经板的行动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可惜记载这条资料的原碑，在明代中期就遗失了。

年，李际宁从馆藏《碛砂藏》的题记中发现了一条资料，经过研究，其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潞州长子县崔进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岁断臂出家。尝发誓愿雕造藏经，垂三十年，方克有成。”李际宁认为，题记正是照录了赵沨碑的文字。赵沨，即是前文提到的金朝“秘书丞兼翰林修撰”。关于崔法珍的事迹，赵沨所记载的内容是一手资料。

年，李际宁又对山西绛县太阴寺发现的《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进行研究，更详细地介绍了崔法珍出家的因缘，并提出经板雕造是与多家寺院合作，以及太阴寺一派法脉在雕藏中的作用。二者相互印证，丰满了《金藏》诞生年代的故事。

断臂，可能是当时民间为表虔诚之心而选择的一种修行方式，今天看来早已不是符合现代文明的做法。但这也可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为什么崔法珍肯将人生中最好的时光，全部用来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

对当时的山西南部，民国时期学者、《金藏》研究的关键性人物蒋唯心曾用8个字来形容，“物力富饶，民心好佛”。“佛教由印度发源，通过丝绸之路传至甘肃后分为两支，一支正是由北至山西后向南发展，直至河南。”李际宁还介绍了另一个重要背景：早期造纸用麻纸，山西出原料且手工业发达，造纸术、印刷术都与之有关；我们见到早期印刷的典籍，保存下来的，很多出自山西。

《金藏》原本印了多少份，如今已无从知晓，但是这个数目不会太多。汉文大藏经的形成，起于公元五至六世纪末的南北朝时期，且以官修的形式发展起来，雕造刊印大藏经的权限被掌握在官方手里。北宋开宝年间，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诞生了，此后也有民间集资雕印的功德藏。每一次雕造都要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这也是大藏经历代以官修为主的原因之一。

雕造一部大藏经太不容易，崔法珍的发愿和坚持，才更难得。

《金藏》并不因为是一部民间的功德藏就“粗制滥造”。正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所说，佛前五供，若是没有鲜花、水果，也可以供一碗清水。当时的民间信众，拿出了他们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来造这部大藏经。

仅仅有发心不够，《金藏》不会凭空产生，它需要一个底本，去雕版，然后印刷。提到《金藏》是《开宝藏》的覆刻藏，正解释了这个“底本”的问题。

李际宁介绍，虽然《开宝藏》是佛教界有影响的大藏经，但当时对文物的概念与今天不同，人们并没有把《开宝藏》看得那么珍稀，何况当时距离北宋灭亡并没有过太久。民间发愿，写板易出错，时间又太长，不如赎买一套开宝藏来翻刻，性价比最高。

“把字（《开宝藏》）打到木板上，把表面的纤维搓掉，字就贴到木板上了，然后再刻。”李际宁描述覆刻过程，“所以说，毁一部《开宝藏》，刻一部《赵城金藏》，化身百千。”当时的刻工没有太多文化，连《开宝藏》的题记、写着哪些官员做了什么工作的内容全都刻进去了。

《金藏》的版式、字体，跟《开宝藏》是一样的。李际宁解释道，《开宝藏》是一个“祖辈”的大藏，影响到了《金藏》和朝鲜半岛的《高丽藏》。而今天想研究它，全世界只剩12卷，于是通过仍存世卷的《金藏》来反哺《开宝藏》的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了解《金藏》的基本信息，“依千字文编帙，自天字至几字，凡有六百八十二帙。几字帙收万善同归集，示功德圆满之意，旧刻殆即止于此”（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中国佛教大藏经原本是没什么规矩的，发展到唐代开元年间《开元释教录》推行后，古版大藏经都是按此系统组织的。《金藏》绝大部分版式为每板23行，每行14字。此后经历散佚、补雕和抄补，版式有不统一的部分，也有此故。

《金藏》名字中的地名——山西赵城县（今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并非它的刻造地点，真正的刻造地点是在距赵城不远的解州（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西十公里的静林山天宁寺，由“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之所以名叫《赵城金藏》，是因为年在赵城广胜寺首先发现的这个印本，是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年间（～）在燕京刷印后，将散页运到赵城，由庞家经坊粘合装裱成卷，并在每卷卷首加上了广胜寺刊刻的“释迦说法图”一幅。很多人误以为扉画上写着赵城广胜寺便是广胜寺印刷的，其实不然。

李际宁说，《金藏》在广胜寺被发现，在西藏萨迦寺也有卷，“是年中央人民政府派人去慰问时发现的，卷只是很残的一部分，可窥一斑。因此不表述为《开宝藏》是孤本，只说它传世极其罕见”。

佛教典籍专家、编辑《中华大藏经》的核心学者童玮在《〈赵城金藏〉与〈中华大藏经〉》一文中讲到：“《赵城金藏》不仅保留了数千卷几乎散失殆尽的开宝藏本和辽藏本的复刻原貌，而且还有少数卷帙的辽代坊刻本在内，为研究佛经版本、校勘和木刻雕印史提供了珍贵史料，可谓’稀世之珍’。”

重现

《金藏》有命运里的“贵人”，在它寂寂无名时，在它九死一生时，总是遇到了对的人。

在《金藏》被发现前，无论是寺院还是学界，都缺大藏经。李际宁在《发现〈赵城金藏〉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梳理了发现它的历史和经过。年，时任“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在山西救旱灾考察时，发现了罕见的宋元版《碛砂藏》，于是发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筹款影印这部大藏经。

但是，想要编纂这部以宋元古本为底本的大藏经没那么容易。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凑齐一部完整的大藏经？年10月，一位关键人物加入了影印宋版藏经会，他就是范成法师。配补缺卷成了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范成也是其中一条配补的“业务线”。当他扩大调查范围，于年夏天来到广胜寺时，发现了“无上法宝”。

李际宁将范成法师定义为“从文物角度，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大藏经的发现者”。这位发现者整理经卷时，曾劝说村民将经卷交还，也曾出资回购，总计多卷。因为在这以前，很多村民到寺里去游览时会顺手取走，糊窗糊墙；也有人觉得这经卷在家能消灾降福，于是也保存零星几卷在家；更有商人、私人收藏家将经卷贩卖至外地。

年，范成在广胜寺上寺整理调查后，得到的数字是卷。这些经卷对年《宋藏遗珍》的影印出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范成法师及当时一众重量级学者仍对广胜寺这部大藏经的复杂性感到困惑。他们还未弄清这部大藏经的结构、规模、主持刊雕者、助缘人、刊刻年代、地区等情况。

这时，蒋唯心出现了。

年秋，南京支那内学院创始人、院长欧阳竟无，派弟子蒋唯心亲去广胜寺调查这本古本大藏经。一路上，他的经历堪比探险小说，后来，蒋唯心将这段经历写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的开篇：

“今秋，余谨衔师命，前往检校。九月二十九日渡江，十月一日抵潼关，阻雨不能前。三日侵晨微霁，赴河干唤渡，时风势未戢，舟子不敢应。适有临汾、洪洞二客，归期急迫，冒险登舟，余即提箧随之。缆既解，浪涌舟横，橹楫失效，拕工罔措，惟禁同人转侧，听其飘流。东下约二十里，始着浅滩，四顾荒野，无援手者。舟子勉曳舟就岸，余随众缘草蛇行而上，偶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后遂致目疾，山居数十日不愈，书生诚无用哉。”

前后总共用了40多天，但书生并不“无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蒋唯心展示出了他极大的学术天才。李际宁认为，蒋唯心调查报告最核心的学术价值，反映在他将本部大藏定名为“金藏”。蒋唯心在考察辨证了相关史料后，首次将有关崔法珍的史料和这部大藏的刊雕历史结合了起来。此外，蒋唯心推测全藏应有卷左右，而后来在赵沨所写的碑文中发现崔法珍运到中都的经版是卷，证明蒋唯心的推测相当准确。

“蒋唯心的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揭示《赵城金藏》最全面、最科学的一篇文章，是奠定《赵城金藏》今天研究的基础。”李际宁说。范成和尚有首发之功，但蒋唯心才是《金藏》的真正发现者。正是他的发现，才奠定了这部大藏经真正的文物价值和学术地位。

令人唏嘘的是，这样一位学术天才，年年底奔赴四川崇庆县上古寺校验《洪武南藏》，途中被土匪绑架，夜里想逃跑时不幸被杀害。一个伟大的人物就这样消逝于虚无。

抢经

蒋唯心这份天才般的研究结果，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同时引起日本学界的注意。年，日本学界整理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刚刚印行。可想而知，此时中国宣布发现《金藏》，对他们是何等的震撼。

彼时距离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只有3年。日寇在山西期间，一直谋求抢夺《金藏》。《金藏》在劫难即将来临时，遇到了又一位关键人物：当时太岳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年任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史健(原名李维略)。抢救时间发生在年2月。

年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原太岳第一地委书记高扬文等当时一批与史健共同战斗的老同志撰写的《追忆史健同志》一文。文中概述了这段“抢经”的历史：

“年春，史健得知日寇企图抢劫广胜寺《赵城金藏》。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先敌之手将藏经拖运回来。因事关宗教政策，他立即向区党委安子文请示，经区党委批准后，史健作了周密的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执行。分区基干营和洪赵县游击队、地委机关同志与群众密切配合，夜入广胜寺，从日寇的虎口下夺经。大藏经有多卷，全部人背马驮，安全运抵地委机关。还未来得及运交区党委，便碰上日寇大扫荡。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于是这些宝物随队伍与日寇周旋。后在薄一波、陈赓、牛佩琮等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