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绍余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似乎已经成了中医的格言，在广泛传播。不知最先是出于何人？何时？何处？我没有查到实据。至于有人告诉我这是出自《黄帝内经》，我推敲良久，还是固执地认为这不是《内经》的原意。若是一定要说这是出自《内经》，那可是对《内经》最大的误解和歪曲了！如果再将其说成是中医格言，可不是对中医的误解和误导？

原文（素问.刺法论篇第七十二及本病论篇第七十三都是《黄帝内经》遗篇，此为唐代王冰所补）如下：

黄帝问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岐伯答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我加标点如下：

黄帝问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岐伯答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按我所加的标点符号，“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不可以作为连句截取下来的。那么，没有标点符号是不是就可以这样截取了呢？其实也是不可以这样随便连句截取的。如《素问.举痛论篇第三十九》：

“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史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当应这样去解读：“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史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

假如这样去随意连句截取：“必有验于人，善言史者。”语义是什么呀？或者这样截取：“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语义又是什么呀？如果联系上下句义去截取，情况就不一样了。如：“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史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这样，语义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以上这一段语义很明确，谁截取连句都不可能犯错误。那么，有那么一些语义不够明确的段落，不要说截取连句难，就连理解和诠释都有一定困难。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就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从原著的诞生年代，语言风格，句式结构，表述方式等多层因素去斟酌、剖析、理解原著，然后尊重原著的语义，方可去截取要语作为名言、警句。

为什么说截取“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样的连句是曲解了原著呢？

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是他的弟子以问答的形式将其表述出来的。这种表述形式的优点在于：省去了许多链接和过渡文字，同时语义明了，直抒主题。《黄帝内经》也正是采用了这种问答的表述形式。所以，问与答是《黄帝内经》基本的表述形式和基本的句式结构。即使是在针对黄帝问话的回答的文字中，也常常可以见到岐伯在自己的答话中设定了一个或若干个小问答式，然后再通过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完成了对黄帝的答复。这种在回答自己的设问这样的方式中回答了黄帝的提问，也是《黄帝内经》的句式结构形式之一。当然，也是王冰为《黄帝内经》补白时恪守的句式及语言表述方式。

显然，对原著句式结构及语言表述方式的了解，十分有助于我们对原著的理解和诠释。

再就是我们对原著的理解和诠释，还要对照该段文字的上下文进行连带斟酌，方可保证维持原意。

岐伯在这里是针对黄帝的问话所作的回答。黄帝的问话有三个内容:一是瘟疫所至，大部分的人就都被传染了；二是无论大人小孩，都是同一样的病症；三是这病没有好的治疗药物和手段呀，那么能不能做到不被这种疫毒所传染呢？岐伯针对黄帝问话的内容，又是采用了四组自问自答来回应黄帝的问题:

一是开头一组便在说明所以有一些人没有被疫毒所染，是因为他体内存有正气（相当于今天说的身体强壮）——即“不相染者，正气存内”。

二组是接着说要想不被这种疫毒所传染，最好的办法还是需要避开这些毒气——即“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三组是针对“不施救疗”（无药可治）所言：虽然无药可以杀灭疫毒，但可以把从鼻孔侵入身体内的疫毒再从身体内赶出去呀——即“天牝从来，复得其往”。

最后一组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疫情中也有那么一些人竟然自己痊愈了，而这又常常都是一些情绪稳定的人。并且，这里也是作为整段话的总结，所作的回答:只要不出现恐慌，心定气闲，体内就形成了这种正气，疫毒也就奈何不了人了——即“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同时这最后一句也是对开头的“不相染者，正气存内”中的“正气”作出了作者所认知的必要的交代。其实，这最后一句“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是理解上难度最大，也是最关键的一名。如果只从前面的“正气”、“毒气”这样的字面来理解，真的就无法断定这里的“气”究竟是指“正气”，还是指“毒气”？所以，现在流行的解释就至少有这样两个版本:一说是指“毒气”，这“毒气”从脑这个中枢神经被赶出去了（这是联系“天牝从来，复得其往”作出的解释），邪气就再也不对身体构成威胁了。二说是指“正气”，这“正气”来自于情志（脑）——这是根据连接在这三十二个字后面的陈述（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着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着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着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着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着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之于疫室......）所得出的。（笔者倾向于“气出于脑”之“气”指的是“正气”。）

按照我给原著所加的标点符号，岐伯回答的三十二个字，便得出了如上的解释。那么，这自然就得出了是不可以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作为连句截取这样的结论了。

当然，谁都可以不接受我的诠释；并且也不需要理由。但是，你总得对你的诠释给出合乎逻辑的理由来吧？

如果一定要把“正气存内”与“邪不可干”作为连句截取，那么丢下前面的“不相染者”四字又如何能独立解释呢？固然可以牵强地把“不相染者”与后面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连起来给出三段式连句的解释；那么问题又来了：后面的“避其毒气”出现在这里就十分唐突，以至其句义都无法解释了。如果连接后面的“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来读，语义更欠贴切而无法给出解释。再说，“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种句式排列也不符合古代文言的表述方式。文言讲究的是精炼与阅读中的神会，从不见过多的解释和冗长的赘述。那么，又怎么会在“一些人所以没有被感染，是因为他们的体内存有正气”之后，再赘述一句“所以才不至于被感染的”呢？更有甚哉，在如此重复的表述状态下，于后岂能再赘述“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再说，倘若这种诠释成立，整个文风、格式岂不也都被破坏殆尽？这岂不出了《内经》固有的句式、表述方式，乃至文言的风格这些“格”了？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三十二个字的原意的完整性业已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不知所云，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了！

也有人把三十二个字的前十六个字处加了句号，作为独立完整的语意而单独截取出来，然后再从中间把“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八字当作连句截取。这就更无道理了！整个语意被肢解得七零八落，语焉不详；并且也无法与前面黄帝的三十一字问话相对应。

再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岐伯的三十二个字，是不是表述了“正气”在对抗疫毒中的重要作用？引用原文中的两段文字，来简要地表达这三十二个字的内涵，何错之有？

如果我们是在以这种方式理解和解读《黄帝内经》，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先儒曾预言：“经传而经亡。非经亡也，亡于传经者之精而以粗求之、深而以浅视之之失其旨归也。”指的岂不正是这种情形吗？

原著是在事实（人类祖先数千年的经验）的基础上所展开的合理想像下所作出的结论。这种结论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这样的结论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混沌的，还有一部分是错误的。第二，这样的结论由于有事实为座标的参照，既有利于我们对结论真伪的鉴别与判断，也不至于为我们新的想像的外延而游离出格。那么，当我们单单把这样的结论再抽象出来，脱离了事实（经验）的依托，会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问题之争，实际上是中医究竟是走向没落与衰亡，还是走向守正与发展，这种决定着中医的前途与命运之争！

抽象出来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而且又是出于有关瘟疫的讨论这样特定的文字环境。它向人们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它的理论根据何在？它的科学性在哪里？它的可操作性怎么样？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又是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中医专家在大众媒体上宣称“玉屏风散加桂枝”可以预防新冠肺炎。我们且不去细究它的反智反科学的一面；就单从中医传统的生理病理药理方理去对照，这也是悖论！“玉屏风散”或“玉屏风散加桂枝”，都是固营卫实腠里，防止风寒自毛窍而入。而古人都知道疫毒是“天牝从来”，这又与毛窍何干啊？不求其真，姑妄言之，这种学术状态的出现，是不是与常常在学术语言中使用一些语焉不详的学术用语有关呀？学术用语的模糊，这可是学术上的大忌。正是由于一些人津津乐道于这类语焉不详的学术用语，养成了不严谨的学术态度，才会出现“‘玉屏风散加桂枝’可以预防新冠肺炎”这样的悖论。

其实，倒是原著岐伯回答的这三十二个字，很客观、真实，很有科学内涵，文字表达也很洗炼、准确。

凭心而论，如果我们中医人真是读懂了如是文字：“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和“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中医就一定会在年抗疫中成竹在胸，从一开始就主动担纲重任，迅速提出处置意见，有效控制疫情，做出比后来实际做出的要大得多的贡献来。

——元月中旬中医专家组即赴武汉作了实地的临床调研，目睹眼前那么多无论年龄大小都症状相似的病例，就应该从“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中想到这是人传人的瘟疫呀？还会得出：一是发生在冬季，二是发生在河网密布气候潮湿的武汉，因而便是寒湿症吗？还不会从“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和“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中得到启示，先期就建议国家采取封闭隔离措施；而是等到疫情严重了，才轮到缺少历史沉淀的年轻的西医提出了封城隔离这样的正确措施来吗？

——在年轻的西医高调寻找治疗新冠的特效药，并高调声称不指望有哪一味中药能杀灭新冠病毒时，为什么我们中医人不能从“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悟出真谛，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宣称：不能杀灭新冠病毒就无须去杀灭新冠病毒，也可以将新冠感染者体内的新冠病毒清零；当务之急是安定人心，辨证施治。

......等等，等等，都说明了今天我们中医人没有读懂《黄帝内经》，没有传承好老祖先的智慧和真谛啊！

以上说法，不是否定中医在这次抗疫中的贡献；而是说如果中医人读懂了《黄帝内经》，传承好老祖先的智慧和真谛，中医就能在这次抗疫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就能及早地为国分忧，把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更低，把这场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危害降低到更小的程度。

下面再谈谈如何解读《黄帝内经》和中医的“守正”与“创新”问题。

前文所举的“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围绕“气”，原著作了这样一段逻辑自洽式的表述：

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着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着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着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着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着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之于疫室。

如是所说，运用意念，调动五脏之气，以五气护身，心念中头上如北斗光照，便可入之于疫室而不染。——这当然是不成立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否定《黄帝内经》了呢？

对《黄帝内经》是认同、效法，还是摒弃，反对？理论上是取决于《黄帝内经》所呈现的内容；实则取决于我们对《黄帝内经》的解读。同一部《黄帝内经》，为什么会是有人坚决反对，却又有人终生效法呢？

《黄帝内经》是一部年代久远的具有历史文物特质的学术著作，难免不披着厚重的历史尘埃。因此，围绕对其的理解及理解上的分岐，反而淡出了学术之争，而是陷入了我们自己对待历史的态度及方法的正确与否。

曾经有过大型企业在招聘管理层员工时，特定地把“相信中医”作为不符合招聘条件之一列出，足见对中医芥蒂之深。即使诸如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鲁迅、陈独秀、郭沫若、余云岫等一些时代伟人和学术精英，也是反中医的坚定斗士！其中如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都是学医的；尤其余云岫曾是江浙神童，中医翘楚，却倾毕生之精力反对中医。若说他们这些人从字面上读不懂《黄帝内经》，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其实，在这里作祟的正是历史观问题。

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公元前99年至公元前26年。而司马迁、程颢则根据《黄帝内经》中存在一些春秋特征的句式结构，又推测《黄帝内经》诞生于春秋时期。我也作了一些考证，认为难免编纂者不收录了春秋时期形成的一些“单行本”，而更多的哲学荟萃和思想内容，以及成书的相关要素，更趋向于西汉年代的产物。所以我支持班固《汉书.艺文志》之说。

《黄帝内经》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经过了5代人（我的定义是一个人的有效工作年限十五年）75年的努力工作，编成了这部巨著。其实，它还承接了一部分春秋业己成书的单行本。这样算起来历时就更久了。但是，这几百年的历史岁月仍然不足以构成《黄帝内经》的时间要素；而是要再上溯几千年的时间积累——它是把这数千年上万年中人类的生存、生活、临床积累并为历史所检验、验证过的经验罗列于此，并进行分类有序地排列，而呈现在这里。所以，《黄帝内经》是集人类自古以来的经验之大成。

所谓经验，就是自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发生学，就是一种切切实实的事实存在，其真理性是已经为历史老人所检验，所证实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无论经验等于真理也好，还是接近真理也好，欲将这些经验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让更多的人了解、掌握并使用它，却面临着一道难以逾越的语言（理论）高山。因为，经验是呆滞、木讷的，没有语言，甚至没有属性的。《黄帝内经.灵枢.九针十二原》有言：“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而难忘，为其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这段文言的意思是说，要把这些技术（经验）传于后世，就要说清楚它的技术规则，才可能让后世掌握它，永远不至消失而失传；同时，这些技术要让后人记得牢，操作明确无误，不至于发生偏离和变形，就必须要把其中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经验是倚仗于别人的诠释才得以鲜活起来。但是，问题是无论你对经验作出了怎样的诠释，也只是代表了你对经验的认识、认知水平，而并不代表经验本身及经验的全部。

就是因为这些经验不仅呆滞、木讷，没有语言，没有属性；同时又是孤立的，杂乱的，互不关联的。它缺少一种能够统一的说辞和相互联系的纽带。如何把这些经验统一在一种提纲挈领之下，并进行分门别类，加以阐述和说明。这就如同今天的统计学构建分类树一样，先要确定树基（即根节点），然后滋生出叶节点来，最后再把一个一个单个的经验嫁接到这繁茂的叶节点上去。

我们的祖先在编纂《黄帝内经》时，选择了中华哲学（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和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以及自己对待世界的态度与方式）。又正是中华哲学这棵硕大的树基奠定了《黄帝内经》这座中华医学丰碑的基本架构。于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这些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就成为了《黄帝内经》这个大数据里的树基。而浩若繁星的人类祖先的经验就成了这个大数据库里一个个宝贵的数据，而被嫁接在围绕“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所展开的叶节点上。

然而，哲学是形而上，是道；哲学是统领学科，却不是应用学科。至于形而下、器，那是应用学科，是属于科学的范畴。所以，要把这些嫁接在形而上的树冠上的经验与应用科学相交融，中间却缺少了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应用理由（经验内在的科学性）的陈述。这也就是关于这一学科的学术逻辑的自洽部分，也就是编纂者们对于他们所构建的理论，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他们的智慧和才干所作出的推理与假定，而给出的自圆其说。

所以，《黄帝内经》，乃至整个中医理论，就是由“经验”、“哲学”、“推理与假定”这样三个部分组成。

而决定着“推理与假定”的所有的智慧与才干，都是来自公元前99年至公元前26年的科学文化的馈赠。

我们究竟期望于两千多年前的科学文化能馈赠一些什么呢？这是所有读《黄帝内经》的人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不然，他就无法读《黄帝内经》，也无须读《黄帝内经》；因为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读《黄帝内经》必然是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抵触和抛弃；二是迷失和错乱。

我们当然是无法想像公元前99年至公元前26年的编纂者们能够超越该时代科学文化的局限，而作出什么超越时代的杰作来。而且，哲学定义为逻辑自洽只是自圆其说而不是事实或真理。

那么，编纂者们的一些满足于“逻辑自洽”的“自圆其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革命与技术进步，“自圆其说”在现代的科学文化的质疑下可能就不能“自圆”了，那么，所剩下的可能仅有“其说”了。

《黄帝内经》中的“推理与假定”部分，我们确实应当历史地把它当成一种“其说”或“另说”去对待。但是，这又丝毫不影响《黄帝内经》作为一座历史丰碑在人类医学中的地位。

《黄帝内经》是以“经验”为基石，是以“哲学”为架构，是以“推理和假定”为粉饰和黏合剂而构建起来的一座历史的学术丰碑。我们完全可以透过这些粉饰和黏合剂，去直面它那闪光的基石（人类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经验”）。

下面再以黄帝与岐伯的关于瘟疫的那段对话为例来展开讨论：

黄帝问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黄帝对瘟疫作了三点描述，一是瘟疫之至，大多数人都染疾了——这当然是基于无数的历史事实。二是无论大人小孩，病状都是一样的——这当然也是基于无数的历史事实。三是这种病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治疗手段，只有寄希望有什么办法免于疫情的漫延了。其无药可治，这当然也是基于历史事实。

可见，《黄帝内经》是围绕历史事实所展开讨论和想像的。

岐伯答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岐伯的回答，同样也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归纳与总结。在历史上发生的多次瘟疫中，并不是每一次瘟疫都是每一个人尽皆感染，总有那么一些人没有被感染。岐伯首先针对这一事实存在，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说是一些人所以没有被传染，是因为他们体内存有正气（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身体强壮，抵抗力好）。接着岐伯才是针对黄帝所问“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作出的回答：若想“邪不可干”，只有“避其毒气”。——这也是基于经验，即历史上那些面临瘟疫而逃离疫区的人，幸免于感染——这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宝贵经验。再就是针对“不施救疗”，作出了两个层次的解答：

一层是“天牝从来，复得其往”。即虽然没有药物可以直接杀灭疫毒，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从鼻孔进入身体的疫毒，再从体内驱逐出去呀。这当然也是基于历史上一些染瘟疫而又活过来的人这样的事实，得出了疫毒可以从鼻孔进来，也可以再从体内驱逐出去这样的见识。

二层是“气出于脑，即不邪干”，这更是在对历史事件的观察、总结中，发现在瘟疫中一些心慌神乱的人总是更容易死亡，而一些心安气闲的人往往能存活下来。于是得出情志因素在抗疫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再联系第一句“不相染者，正气存内”中作为抵御疫毒的“正气”，于是不仅得出了“气出于脑”，还得出了“气出于脑，即不邪干”这样的经验（也是对第一句的照应）。

就以上这些文字来看，我们不能不感叹《黄帝内经》为后人提供了多么丰富、详实的历史“经验”，这实在是让后代人受益匪浅——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历史文献，正确、从容地设定应对任何一次疫情来袭的方案了。

但是，我们却又不能对《黄帝内经》一步一趋。如后面接着对“气出于脑”的诠释——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着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着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着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着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着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便可入之于疫室而不染。

这一段关于“气”之来源的诠释，当然是出自于作者对于能够抵御疫毒的“正气”及“正气”的来源的理解（或者叫说辞）。情志调整得好，确实能够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的能力；这一点先贤们的理解是对的。但事实又绝对不是先贤们所作出的自洽那样：想着肝......想肺......就可以抵御疫毒而不染了。

这就是历史的科学文化的赋予的局限。我们又能对我们的先人发出什么样的责备来呢？

如果一定要责备的话，那应该责备的难道不是我们自己吗——你为什么不用你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刷新先人的这些认知呢？

所以，摆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的这些作为黄帝子孙的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去阅读与理解《黄帝内经》中的这类文字和内容。

历史地对待先人及先人的思想，这似乎应该是一道不值得讨论的命题；然而事实却是一大批黄帝的子孙正是栽倒在这里，栽倒在了没有拂去蒙在《黄帝内经》上的历史尘埃。孙中山、鲁迅、陈独秀是这样；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这样；余云岫也是这样。他们或是出于反对腐朽、黑暗的政治；或是出于反对封建、落后的文化；或是出于崇尚、追随新兴的科学文化和先进技术，他们便把覆盖在《黄帝内经》上的历史尘埃连同蕴藏人类数千年智慧的《黄帝内经》一起扔掉了。这是他们高涨的革命热情淹没了冷静的学术思维，而没有能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历史地抽丝剥茧，探究真谛。在这里不能不指出：这是他们学术态度和学术精神的粗浅与疏漏。

然而，今天一些人对《黄帝内经》的曲解和歪曲，究其根源，却不是这么简单。

如前所述，《黄帝内经》是由“经验”、“哲学”、“推理和假定”三个部分组成。“哲学”是民族的文化认同，是植入了民族血液之中的元素。“经验”是发生学本身，是经历了历史长河的洗涤和世代先祖的打磨，历久而弥珍的至宝。

因而，“经验”是最接近真理抑或等于真理。然而又如前所述，“经验”却是呆滞、木讷的，没有语言甚至是没有属性的。“经验”是需要别人的诠释才得以鲜活起来。把这些“经验”的分类、排列，构建分类树，自然需要对这些“经验”作出解读和说明；再说逻辑也不可缺失自洽，这些都需要自圆其说。所以《黄帝内经》中的这些自圆其说是构建中医学科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些自圆其说又是两千一百年前的科学文化的赋予。我们能够苛求两千一百年前的祖先用现代的科学文化视野下的知识去给出令今天的你我满意的说辞来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上个世纪末期，我蛰伏在西安潜心写我的冗篇拙作《人与社会》。那时的青年人和现在的青年人有所不同，他们关心政治的热情更高。西交大、西工大一些研究生经常来我这里求解一些社会困惑。遂成了忘年之交。一次，几个修完学业将要离校的研究生前来告别。我对他们说：你们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读硕、读博，可谓学了不少知识。但是知识有三种呀：一谓“知识前”；一谓”“知识”；一谓“知识后”。何谓“知识前”呀？就是客观存在和发生过的事件与现象。何谓“知识”呀？就是对这些客观存在和发生过的事件与现象进行分析、归纳而形成的理性认识。何谓“知识后”呀？就是虽然是客观存在和发生过的事件与现象，但尚没有形成理性认识；以及尚不曾出现或发生但却出现或发生在你们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的事件与现象。在这三种知识中，“知识”固然是重要的，是喂养你们长大的母乳，但“知识”却是灰色的，最没有出息的。你们的出息在哪里？你们的出息就在于你们今后在“知识前”和“知识后”这两个领域的耕耘中。

对于近现代形成的“知识”，都应该是采取如此的评价和态度，况且是面对两千多年前的“知识”呢？

所以，我们读《黄帝内经》，要把人类祖先数千年的经验和两千多年前的科学文化赋予的推理和假定剥离开来读，要从属于发生学的“经验”中寻找出先人没有发现的亮点来，要从先人的“推理和假定”中识别出谬误和悖论来。因为这些“推理和假定”只是逻辑自洽。在哲学范畴内逻辑自洽并不等于事实，更不代表真理。只是一种自圆其说。当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文化赋予我们的慧眼来审视这些“自圆其说”时，“自圆”可能就不能“圆”了，那么所剩下的仅仅是“其说”了。我们不可否认这些“其说”在构建《黄帝内经》及中医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也绝不可以照搬照抄这些“其说”。

诸如像孙中山、鲁迅、陈独秀、梁启超、胡适、郭沫若、余云岫他们那样，为这些“其说”庶蔽了慧眼，误当成了《黄帝内经》乃至中医的全部，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是绝对错误的。

反观现在的一些中医人，反而沉湎于这些“自圆其说”的圆润、灵活、生动，而乐此不疲地延续假说下去；相反，却畏缩于刻板、呆滞、深沉的“经验”的艰涩，而止步，甚至回避。结果，就招致了丢之精髓，取之糟粕。这岂不是游离中医宗旨，而大错特错了？

更为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现在一些人对《黄帝内经》乃至中医理论的误解与曲解，不是出于被动，而是出于主动！究其原因，都是浮燥和功利主义在作祟。需要写晋级的论文，需要做有资金扶持的课题——围绕刻板、呆滞、深沉的“经验”展开论说，谈何容易？而沿着明知没有科学根据的圆润、灵活、生动的“假说”去继续假说下去，又是何等的容易，何乐而不为之。

这种沿着“假说”去继续假说的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从中找到了一张很堂而皇之的护身符——两千多年前的假说不可能接受现代科学的检验；他们可以从高抬中医地位的角度祭出这张神祖牌：中医博大精深，高深莫测，不是现代科学所能证明得了的。于是乎就便于他无拘无束、无边无际地去假说而不受科学验证和可操作性的循证。这些人的论文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非中医专业人士读不懂，而中医专业人士读之则味同嚼蜡，索然无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即这些人并没有读懂原著。这些人是现代语境中的人吧？如果他读懂了原著，他们便足以用自己的语言去陈述；因为他们并没有读懂原著，还不足以组织起自己的表述语言，只能抄呀套呀这样去拼凑，所以才出现了那些诲涩、冷僻、语焉不详，语义不明的辞汇和句式，既吓唬住了外行，却又让内行感到言之无物。

再以现在流行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来说吧：他向人们传达了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既没有科学性，也没有可操作性，不仅是空洞无物，还带有一定的反科学性和学术误导性。不妨设身处地的想想，中医学子能从这句“格言”中收获到什么呢？所以，让中医不接受科学的检验和事实的循证，而信马由缰地假说，从本质上说已经背离了《黄帝内经》一切基于事实，一切从经验出发这样的“根”；背离了中医治病救人这样一门实证科学的原旨（请允许我使用了这个宗教色彩的词汇）。

再如：

黄帝问曰：人虚即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何以全真？愿闻刺法。

岐伯稽首再拜曰：昭乎哉问！谓神移失守，虽在其体，然不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夭寿。只如厥阴失守，天以虚，人气肝虚，感天重虚。即魂游于上，邪干，厥大气，身温犹可刺之。制其足少阳之所过，次刺肝之俞。人病心虚，又遇群相二火司天失守，感而三虚，遇火不及，黑尸鬼犯之，令人暴亡，可刺手少阳之所过，复刺心俞。人脾病，又遇太阴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于人，令人暴亡，可刺足阳明之所过，复刺脾之俞。人肺病，遇阳明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金不足，有赤尸鬼犯人，令人暴亡，可刺手阳明之所过，复刺肺俞。人肾病，又遇太阳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水运不及之年，有黄尸鬼，干犯人正气，吸人神魂，致暴亡，可刺足太阳之所过，复刺肾俞。

所以引用《黄帝内经.素问之刺法论篇第七十二》的这段文字，是因为它是《黄帝内经》最具典型性的文字存在和表述方式。不妨看看：岐伯究竟说了些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岐伯说了这样的一些内容：人的神志虽然丧失，但身体尚还温暖，便可以针刺救治。肝病者，先刺“丘墟”，再刺“肝俞”；心病者，先刺“阳池”，再剌“心俞”；脾病者，先刺“冲阳”，再刺“脾俞”；肺病者，先刺“合谷”，再刺“肺俞”；肾病者：先刺“京骨”，再刺“肾俞”。

当然，岐伯所说的这些内容，都是来自于人类先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的“经验”。可是，又因为这些“经验”不具备构建学术体系的条件，需要对它给出自洽的说辞；又由于这些“经验”是需要挂到分类树的叶节点上，它需要分类排列的依据和理由。而这两点都是“经验”所不具备的；这就需要编纂者们去用“推理和假定”来构建这些说辞。于是，就又有了诸如：木、火、土、金、水；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诸经；黑尸鬼（寓水克火）、青尸鬼（寓木克土）、赤尸鬼（寓火克金）、黄尸鬼（寓土克水）。以及一些天干地支推演出的年份的定义......等等。至于编纂者们在《黄帝内经》中编制了什么一些“代码”不重要；我们是以什么样的立场和心态来解读这段文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今天的科学文化背景下，一些从事理科研究的程序员在对《黄帝内经》所作的技术处理中，发出了由衷的惊叹：《黄帝内经》那可是一个海量的大数据库！《黄帝内经》就是把这海量的数据建立起了分类树。决策树是构建中医理论赖以确立的架构，又是展开中医理论的路径。里面的那些逻辑自洽符号是编纂者的智慧和才干。

当我读到了这些内容，作为中医人的我，一下子有了一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的感觉——这些不曾有中医知识的理科生居然读出了那些“推理和假定”只是逻辑自洽的一些功能性符号——这是何等准确的定义呀！

梁启超、孙中山、鲁迅、胡适、郭沫若、余云岫没有能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没有做到历史地看待《黄帝内经》，区分不出什么是人类祖先的智慧，什么是编纂者们所创作的逻辑自洽符号。而反对这凝聚着人类祖先智慧之大成的中医，这是他们的错误，也是他们终究弥补不了的遗憾。

然而，这种遗憾由来已久，至今依然不失为中医的主流。康熙年间就有：“医家谓《灵枢》在《素问》之前，殊难征信。盖《素问》述病所由起，《灵枢》明病所由瘳，学者先读《素问》，次读《灵枢》，方为得门而入。”

《灵枢》明病所由瘳，讲的是怎么把病治好的，当然是基于“经验”。《素问》述病所由起，讲的是病因，当然是基于“推理和假定”。先学习“推理和假定”，就是先置自己于先验主义的泥潭，再去领会治病、学习治病，这叫得门而入。那么请问，这又得的是什么门？入的是什么道？得的无非就是以“推理和假定”去诠释“经验”，而置“推理和假定”来源于“经验”，却又不等于“经验”这样的事实，这样的哲学规律于不顾。

我们今天这些中医人正是没有读出这些“推理和假定”是逻辑自洽的符号，以至于才出现我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们竟然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学课堂上对学生讲授：夏天天气所以会热，是因为自春分起阳气在上升，阴气在下降的缘故；冬天天气所以会冷，是因为自秋分起阴气在上升，阳气在下降的缘故......

说出上面这样反智的内容，对中医之危害，比倾毕生精力反对中医的余云岫之于中医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余云岫所做的仅是对中医施以外在的挤压，而这些人所做的则是给中医从内在的摧毁。

讨论了以上这些问题，别以为我都是在谈思维需要“创新”。一定程度上，“守正”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种“正”才是中医的“根”（相当于统计学中的根节点），而“新”不过是中医这棵“根”上滋生出的枝叶（相当于统计学中的叶节点）。常听到一些人在讲《内经》，讲《伤寒》，却不讲这个“根”。所以，才会出现一些中医人讲不出中医的本质是什么，讲不清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在哪里。

中医的“根”是什么？前面已经说过，是以中华民族的哲学构建起了中华医学的理论架构。中华哲学就是中医的“根”，“天人合一”贯穿于《黄帝内经》的整个思维之中。在宇宙大环境中，“天”是大自然，“人”是自己。在医学中，“天”是患者，“人”是医生。人既是独立的存在个体，却又是接受和服从着自然的支配。医生在给患者治病的过程中，却又接受和依赖着患者自身的机能。《黄帝内经.灵枢.九针十二原》有言：

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言虚与实，若有若无；察后与先，若存若亡；为虚为实；若得若失。

如上之言，自古至今，普遍的注释这是在教诲医生操作。但是，我们再深层次的往下去想：《黄帝内经》是以经验为基础，以“天人合一”哲学思维为导向；那么，编纂者在“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这样的事实（经验）的基础之上，会对这一事实给出什么样的理解和联想呢？能不想到：徐缓进针，是给受针者向内的切肤之感强烈而持久；出针快疾，是不给或减少受针者以外泄之感；于是，综合起来就是有内充而无外泄，故为实也。反之，快疾进针，是不给或减少受针者有向内的强烈感觉；徐缓出针，则是给受针者以强烈而持久的外泄之感；于是综合起来就是无内充而有外泄，故为泻也。意念于人的作用这一理论不仅在古文化中屡见不鲜（气功、太极，都讲究“意指气使”，“形意合一”），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成立的。

再如，紧接在后面的一段文字，也可视作是对这种感觉的描绘：“言虚与实，若有若无；察后与先，若存若亡；为虚为实；若得若失。”意思是说：所说的虚与实，是以意念来实现的，有与无全在于意念之中。就看徐缓运针是在后还是在先，就看存在不存在这种感觉。对于虚的受针者，用徐缓进针，其自有若有所得之感；对于实的受针者，用徐缓出针，其自有若有所失之感。

以上这一段，重在说明补针与泻针的工作原理。因为前面已经有言：“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存则除之，邪盛则虚之。”这已经为针刺给出了原则和目的。下面就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补法与泻法的内在原理给出的解释——《黄帝内经》有多处都是在这样做的。然而，《黄帝内经》追求科学的精神，却被一些现代语境所不能相融的“代码”所淹没，而不被人们所发现。以至于《黄帝内经》被误解被曲解颇多。

看了我关于《黄帝内经》上述文字的诠释，可能让所有人都大跌眼界了？但我必须声明：这不是再别出心裁，这是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所给出的解释：即医生是“人”，患者是“天”，医生治病的过程，就是和患者合作的一个过程。医生所做的就是调动患者体内的机能，从而去战胜疾病。不仅针刺是这样，整部《伤寒论》又何尝不是这样？《伤寒》讲治病了没有？可以说没有吧。《伤寒》只针对人体所发生的偏差给予了纠正，病邪就被回到了正常状态的体能战胜了（所以用西医的药理是无法捕捉和解释中药的治病元素的）。而在体能的调动中，有药性的推动，有针炙的驱动，还有心理的诱导和意念的引领等。上面我的这种解释，正是旨在揭示意念引领在中医理论和中医临床中的重要作用（我在对肿瘤患者的治疗中就是十分注重意念的作用）。

现在一些人讲《伤寒》，只讲什么方对什么证，就像西医讲解药物说明书一样。如果这是学习中医的途径，不妨假设一下：从建筑工地找来张三，从快递小哥中找来李四，从保安中找来王五，从环卫工人中找来赵六（这里我没有职业歧视的意思，旨在说明原工作与中医无关），我用十天时间，分别教给每一个人十种不同的处方，然后他们这四个人，各自拿着不同的十张处方，针对那处方所对应的十种疾病进行治疗，并且疗效还优于一般庸医。这时请问：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就都是中医了吗？

所以，中医的理论和临床被扭曲由来以久，而到了当代竟然表现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实际上已经在严重地阻碍着中医的传承，隔绝着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的丰富和拓展，扼杀着中医与时俱进地创新，而把中医拉向了倒退与衰亡！“守正”，“创新”，才是中医的前途，中医的明天！（作者系：广东省发展中医药事业基金会疑难病研究院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