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甲教授

邓中甲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方剂学学科带头人。

纵观中医药发展史，存在着方剂与中药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现象。在最早的本草书籍中，对中药功效的认识多为单味中药的直接作用，随着方剂在临床的运用日趋丰富，后世医家对中药功效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直接功效，而是更多地掌握了间接功效（配伍后产生的功效）。随着本草书籍对中药功效记载的细化和深入，之后的医者在遣药组方时，对方剂配伍结构的运用往往能突破前人之见，所创处方更灵活多变。方药共荣的发展轨迹包括四个阶段，即重药轻方阶段，方药共荣的初期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鼎盛时期。

重药轻方阶段

西汉之前，中药的使用还是以单味中药为主，如《五十二病方》中所收载的方剂，绝大部分是由单味药或两味药组成的，在方药的功用和配伍方面记载很少。由于缺乏复方配伍技巧等增效解毒手段，药性单一，所以药物的副作用也比较明显。在此现象影响下，战国以前的治疗手段多以针灸、气功、导引、按摩等为主，而中药被统称为“毒药”。如《周礼》：“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到了《黄帝内经》成书时期，《黄帝内经》对组方用药的配伍法度及禁忌做了一定的论述，首次提出君臣佐使的组方基本结构要求，书中记载方剂13首，其中5个为单方，剂型包括汤、膏、丸。随着历史上中医理论和方剂运用的发展，人们对中药毒副作用的控制取得了进步，所以在西汉后期，人们把对中药的称呼从“毒药”改为“本草”。“本草”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共出现3次。《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颜师古注曰：“本草待诏，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这一记载表明，当时本草家已进入宫廷，并已取得一定的学术地位。《汉书·卷十二·平帝纪》载：“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诏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此言表明，当时已将本草与天文、历算等学科和经典著作并列，并作为一门学科设置教学，而研究本草的学者也稍有规模。《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云：“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重之。”这一史料反映出，本草已和理论性的医经、方术明显分离开来，作为医学中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从“毒药”到“本草”这种名称的改变，反映出中医药学的不断进步。但总的说来，此时的中医药学仍处于重药轻方阶段。

方药共荣初期阶段

东汉时期，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使用药物种，载方首。其方剂在配伍应用及药物性能的加减变化上，具有严谨的法度和技巧，在药量、剂型、服法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飞跃。书中出现了大量常用的配伍组合，对后世影响甚深，故被称为方书之祖。

唐朝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备急千金要方》全书30卷，共计门，载方首。《千金翼方》30卷，计门，合方、法、论共余首。孙思邈把汉代之后散在很多著作中的方和自己的经验方收集起来，突出了脏腑辨证和对病证结合的分类，对脏腑治法有很大贡献，可谓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此外，孙思邈对药物学的认识也是非常丰富。《千金翼方》前四卷即为专门研究药物的文献，记载了11种药物的性味、功能、主治、别名、产地、采集、炮制等内容。孙氏认为，药物的规范采集、炮制、贮藏及产地等，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在《千金翼方·卷一》中指出重视采药时节的意义：“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曝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虚废人功，卒无裨益。”孙氏对炮制做了很多精辟论述，其中《备急千金要方·卷八治诸风方》提到乌头、附子的炮制时强调：“凡用乌头皆去皮，熬令黑乃堪用。不然至毒人，宜慎之。”孙氏在道地药材理论总结上的也有突出成就。《千金翼方·卷一》设“药出州土”篇，专题论述道地药材，总结了当时个州的种药物。如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一带）出天雄、乌头、附子、乌喙、侧子、甘皮、巴戟天；龙州(今四川省平武县一带)出侧子、巴戟天、天雄、乌头、乌喙、附子等。

隋唐时期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海陆交通发达，海外药物不断传入。加之唐代政府重视药物学发展，有专人从事药物引种和栽培，培养药学人才。其中较重要的本草著作有《新修本草》《本草拾遗》《食疗本草》《食性本草》和《海药本草》等。其中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首次收载了方剂，开了本草书收载方剂的先河。陈氏在《本草拾遗·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剂”之说：“诸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是药之大体，而本经都不言之，后人亦所未述，遂令调合汤丸，有昧于此者……只如此体皆有所属，凡用药者，审而详之，则靡所遗失矣。”此理论系统地以药效分类，在当时是创新之举，对临床辨证用药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并且丰富了方剂学的基本内容，凸显了本草与方剂互相融合的特点。

隋唐时期国富民强，与外界的医药交流相当频繁。在盛世修典的风气下，当时的本草记载了很多其他民族和地区的药物学知识，吸收了少数民族医药经验，也吸收了海外医药经验。自东汉到隋唐时期，随着临床上大量方剂和外来药物的使用，医家逐渐掌握了复方配伍的技巧，能较好地控制中药的功效发挥方向并减低其毒副作用。此时的方剂学已经融理、法、方、药为一体，取得了蓬勃的发展。

方药共荣快速发展阶段

宋金元时期，由于宋朝重视医药，开设国家药局，刊行大型方书，中医药得到了迅速发展。很多文人崇尚医学，如范仲淹之“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王安石、苏轼、沈括等皆通晓医学。而且宋代“理学”和“新学”等不同哲学流派之间长期争论，这对医学理论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是当时医学界学术氛围空前活跃的缘由之一。此后的医家开始重视医理、药理的研究，其中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开方论之先河，探讨方剂中药物的配伍关系，为后世方药及配伍的深入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

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众多医家总结了很多配伍规律，并从配伍当中观察到药物的新功效。以柴胡为例，在《伤寒论》中，柴胡的功效主要是解表散邪，多与黄芩相配；到唐代时，有医家开始使用柴胡和芍药相配来调肝疏肝；而用柴胡和升麻并用升举清阳的用法，则是到了金元时期，才由李杲提出的。自此之后，柴胡的升阳举陷之功效才被总结在本草书中，为后世医家对柴胡的应用提供了更好的指引。又如天麻，《神农本草经》仅言其“主杀鬼精物、蛊毒恶气。久服，益气力，长阴、肥健，轻身、增年”；至《药性本草》始称“治冷气?痹，摊缓不随，语多恍惚，善惊失志”；《开宝本草》补充了“主诸风湿痹，四肢拘挛，小儿风痫惊气，利腰膝，强筋力”；直至金元时期，张元素才指出，天麻“治风虚眩晕头痛”。对药物功效的认识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完善，充分地体现了方剂和本草在配伍应用中相互促进和发展的特点。

方药共荣鼎盛时期

明代的本草专著频频面世，方论亦蔚然成风。以《本草纲目》为例，这本以研究本草为主的专著里，收载药物2种。其中对药物的认识又有了新进展，对药物功效的总结也最为丰富。以僵蚕为例，《本经》原称其“主小儿惊痫夜啼”；《图经本草》则指出其可治“急喉痹”；《医学启源》则言其“去皮肤间诸风”；《本草纲目》则更进一步指出，僵蚕能“散风痰结核”。又以中药黄柏为例，早在金元时期，张元素、朱丹溪等就将其配伍知母，以滋阴降火，清虚热，方如大补阴丸、虎潜丸等，但直至《本草纲目》一书中，方明确提出知母和黄柏的配伍意义：“知母之辛苦寒凉，下则润肾燥而滋阴，上则清肺金而泻火，乃二经气分药也。黄柏则是肾经血分药。故二药必相须而行，昔人譬之虾与水母，必相依附。”生动地阐释了两者的配伍关系。《本草纲目》收载的附方和单方超过1万首，把方剂和本草密切地联系了起来。此外，同期的其他本草书中还有很多关于如何通过配伍技巧来控制中药功效和发挥方向的描述。配伍在方药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充分地促进了方药的共荣进程。

清代的医家非常重视药物使用的配伍关系研究，包括控制功效方向、讲究配伍技巧等。第一本中医药配伍专著《得配本草》也于此时问世。该书中明确提出，配伍环境不同，药物功效发挥方向也不同。如《得配本草》言川芎：“得细辛，治金疮。得麦曲，治湿泻。得牡蛎，治头风吐逆。得腊茶，疗产风头痛。配地黄，止崩漏（血不滞）。配参、芪，补元阳（理气之功）。配薄荷、朴硝，为末，少许吹鼻中，治小儿脑热，目闭赤肿。佐槐子，治风热上冲。佐犀角、牛黄、细茶，去痰火、清目疾。”

此时方药配伍已被认为是影响药物功效发挥方向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自此开启了方药配伍环境研究的新纪元，也标志着方药共荣进入鼎盛时期。（来源：中国中医药报，作者：成医院由凤鸣，成都中医药大学张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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