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普克纳谈世界文学宣言与戏剧澎湃
马丁·普克纳(澎湃新闻刘筝绘) 哈佛大学戏剧、英语文学与比较文学“拜伦和安妮塔·维恩”讲席教授马丁·普克纳(MartinPuchner)最新被翻译为中文的著作《文字的力量》()是一部文学的全球史。去年,《上海书评》在清华大学专访了普克纳教授,请他谈谈世界文学,以及他关于宣言(manifesto)这一文类的研究,和他在哈佛的戏剧项目。 TheWrittenWorld:ThePowerofStoriestoShapePeople,History,Civilization 《文字的力量:文学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美]马丁·普克纳著,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年7月出版,页,58.00元 一个真正的全球故事 您是第三、第四版《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的主编,也在哈佛大学教世界文学课,能先从教学(pedagogical)角度谈谈世界文学吗?从学术角度看,目前世界文学研究有颇多路线,比如莫雷蒂(FrancoMoretti)和卡萨诺瓦(PascaleCasanova)的做法,主要取径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而您的同事丹穆若什(DavidDamrosch)则在精神上更接近歌德的世界主义,保留了“世界文学杰作”正典的观念。换言之,今天隐隐存在着体系论者(systematizers)和文本细读者(close-readers)之争。在这个学术语境里,您如何定位《文字的力量》? 普克纳主编《诺顿世界文学选集》,W.W.诺顿出版社,年第三版,年第四版 普克纳: 我最初和世界文学结缘就和教学法、教学工作相关。如你所知,我最早的两本书主要聚焦于现代主义,后来,通过编辑《诺顿世界文学选集》,我开始涉足世界文学。这部选集虽然是由一个学者团队编纂的,但却是教学用书,在美国的一千多所学校,主要是本科院校——也有一些高中和研究生院——使用。我们将不同地域的文本纳入一个宏观图景,突出各国文学在历史上的交往和历史性关联,以及一些重要母题在不同作家那里的变奏。我也拜访了很多开设大型导论课的本科院校,和授课老师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对世界文学的向往往往来自偏远地区,越是地方偏僻、排名不高的学校,对世界文学导论课程的需求就越强。世界文学给那些不太有机会去海外旅行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机会。我当然也会从更学术的角度更理论地来思考世界文学,但对我而言,我总会回到教学问题,部分是因为,我觉得眼下从事人文学科的人努力去激发学生,去向更大范围的公众发声,是很要紧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技术驱动的世界里。我想很多学者过于与世隔绝了,他们只对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感兴趣。而对于我,这个教学的观念,激起学生和一般读者对于文学的兴趣的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 莫雷蒂著《远读》和卡萨诺瓦著《文学世界共和国》 应该说,我是弗朗哥·莫雷蒂和他的数字人文方法的崇拜者。我想在所有做数字人文的人里,他是概念上最有意思的。我非常欣赏他的“远读”(distantreading)概念,以及他看待文类发展、做量化分析的方式。我希望更多人文领域的学者适应它。我自己,如你所知,并没有走这条路。当然,我同样试图着眼于大局,这点是我和莫雷蒂共享的,但我也设法把这种大局观和某种程度的细读结合起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另一件事对我很重要:成文(written)故事的历史。我想,我既然关于讲故事写了那么多,也应该想想自己要写怎样的故事。于是,我努力把各种理论观念镶嵌在故事和人物中,这么做或许可以让这本书抵达更多的公众。无疑,在它背后是有理论观念的,但我试图把它们嵌在各种场景里,而非发展出一个纯粹的理论框架。这是我的方法,但我从莫雷蒂和帕斯卡尔·卡萨诺瓦那里学到很多。后者更侧重于更晚近的文学,以及出版机制、翻译者、中介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方法,也许,她过于强调巴黎了,当然这也没关系,但是在我看来,对于一段漫长的历史,比如我讲述的四千年的历史,这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我甚至觉得按这么写是不可能的,它更适合处理过去几百年的历史。 年1月31日,歌德在魏玛对助手爱克曼说:“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上图为施美乐(JohannJosephSchmeller)所绘歌德谈话场景。 我注意到,《文字的力量》每章第一条注释几乎都是致谢。您感谢某位朋友对本章内容的帮助,而这位朋友通常是该章所涉领域的专业学者。您如何看待作为综合学问(syntheticscholarship)的世界文学写作,以及在这个意义上,您本人所扮演的汇集者(assembler)的角色?世界文学研究与某一领域——比如一部经典、一个文类、一国之文学的研究之间是什么关系? 普克纳: 显然,没有人可以精通所有这些文学,所以要写这样一本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许多其他学者的工作。如果不是和那么多人一起编辑诺顿选集,我肯定不会写目前这本书。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它的起源就是合作性的。当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考虑如何安置这些文学,我从编委会的其他成员那里受益匪浅。后来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利用了这个网络,我请他们阅读这些章节,以确保我不犯错误。存在综合性的一面是毋庸置疑的,某种劳动分工也是必要的,我确实要依靠很多其他人的成果。 与此同时,有意思的是,通过合而观之,通过拉远镜头,我突然看到了在这些专门领域里耕耘的学者未必能发现的关联和线索。我看到了很多模式(patterns),并且我所谓的模式和莫雷蒂意义上的模式并不是一回事:比如,神圣文本总是新书写技术的早期采用者,因为它们通常处于书写(writing)文化的中心,因而也处于从新技术获益的最佳位置;又比如,文学生产成本的降低总会造成通俗故事一定程度上的激增,《一千零一夜》在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传播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为新技术使进入书文(written)世界的门槛变低。诸如此类的模式只有当你把各种分散的东西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才能显现。所以我会说,诚然,这是基于大量他人研究的综合学问,但在你勾画的这幅大图画里,仍然有原创性的成分。 十四世纪的《一千零一夜》阿拉伯语手稿 十九世纪伊朗画家所绘《一千零一夜》插图 总的来说,写这本书使我不仅对在每一章帮助过我的学者心存感激,也对所有其他区域研究的学者满怀敬意。我不反对专业化,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写《文字的力量》这样的书,但是总该有人写,并且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书。我想一些人已经渐渐开始做这样的研究了,开始把专门学问结合起来了。我有时候认为,作为一门学科,文学研究几乎让人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非常狭隘的领域,极少有人把镜头拉远:为了一门学科健康发展,我们两方面都要。 《文字的力量》的故事线是沿着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和下层结构(infrastructure)的此呼彼应展开的:文学的民主化——处于支配地位的讲故事的人,从一小群抄写员,到超凡魅力型教师,再向个体作者、大众逐渐迁移——与书写技术发明的演变联结在了一起。尤其,书中一些人物和作品会被选中讨论,是取决于下层结构的标准。您为什么要讲述这么一个“唯物主义”的故事? 普克纳: 一定意义上,确实如你所说。最终,我想,这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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